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省级层面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标和共同富裕指数，通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直接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教育发展与研发创新不仅直接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区域协调发展也能为共同富裕提供突破口。建议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科学配置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积极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增加教育和研发创新投入。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

构建包括STIRPAT模型、调节机制效应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9年中国东部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助推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多重传导路径,考察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效果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不仅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基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通过纠正资本错配、强化绿色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途径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金融通过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促进本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数字金融发展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如何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强于西部地区；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三，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越过单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正向作用力增强；第四，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技术、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等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且这种提升效应在东部和南方地区以及大城市更为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机制;信息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关系。为此,应积极推进数字生态赋能创新发展,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城市绿色化和数字化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内在机制

基于绿色化牵引机制和数字化赋能机制构建城市绿色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的理论框架,采用2011—2020年的城市面板数据,测算城市绿色化和数字化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城市绿色化和数字化协调发展水平呈逐年提高态势,在城市层面表现为较多由低度融合向中度融合跨越,较高融合逐渐凸显,高度融合实现突破。区域层面差异呈现出依“东—西—中—东北”递减和“南优于北”的格局,且四大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南北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牵引机制和绿色生活方式转变牵引机制、环境生态优化约束牵引机制、数字创新技术赋能机制、地方政府支持赋能机制及数字人才支撑赋能机制对城市绿色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以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衡量数字经济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只对西部地区和北方地区的企业高质量发展起促进作用;并且数字经济能促进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正向调节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此研究对促进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经验证据

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化转型的新动能。本文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政策视角出发，试图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具体以试验区获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模型测度我国2008—2020年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城市GTFP存在显著正效应，且在进行PSM、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均支持该结论。(2)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传导机制赋能城市GTFP提升。(3)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城市GTFP的提振作用在大城市及特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更为明显。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拓展试验区建设范畴并推进试验区联动发展、完善配套设施并延展覆盖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对策以放大数字经济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效应，助推经济绿色高效转型。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生产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理论模型阐释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高技能劳动力与市场化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从数字产业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应用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技术水平,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与异质性冲击。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赋能效应;（2）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加凸显,在东部地区暂未显现;（3）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加偏向于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数据要素投入较多的行业;（4）高技能劳动力更易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能够强化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赋能;（5）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红利,从而显著增强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运用Super-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135.53万家数字经济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三者在空间上均呈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态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但是会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硬设施”和“软环境”的调节效应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金融支持分别在绿色科技研发与绿色成果转化两阶段起到不同程度的正向调节效应。     

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纳入空间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我国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考察城市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情况,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可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也有助于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较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原、长江中游等内陆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鉴于此,应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营造绿色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跨区溢出效应,进一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区域创新、工业智能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构建了内生性区域创新能力的产出模型,对区域创新、工业智能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及空间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利用2006—2018年中国30个省份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PSD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效应。另外,提升工业智能化水平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激励效应,但这一激励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即东部地区促进效果与全国层面保持一致,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测度及路径分析

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2003—2020年中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全赋能效应模型,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这种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条路径实现,其中,通过技术进步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合理化、高级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较大,而赋能技术效率的效应相对较小;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着力发挥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赋能作用,使得数字经济深度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南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为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

本文基于Bootstrap DEA模型测度了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利用二阶段嵌套泰尔指数与空间自相关分析考察了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嵌套结构特征与空间集聚模式,最终揭示了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1）尽管从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长期向好倾向,但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持续存在,并且呈缓慢加强趋势;（2）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主要来源于省份内部差异,且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逐渐加深,而区域间差异的影响则呈下降趋势;（3）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水平城市能够通过带动其临近地区发展使得空间分异呈现集聚分布模式,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距离衰减现象;（4）样本期内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投资对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影响逐渐上升,而产业结构与禀赋结构的影响则呈下降趋势。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

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能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对其他地区产生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东部、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选取2000—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低碳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碳经济发展整体表现为稳定上升的趋势,且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省域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主要呈现高耦合协调度,且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同时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结果,为进一步优化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和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应注重“绿色”和“蓝色”资源优势,实施差异化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以“空间治理”为抓手,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和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完善协同政策,有效提升新质生产力;加强区域空间重塑,充分发挥耦合协调的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的工业绿色转型效应评价——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强化环境规制、降低环境污染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为此,近年来关于环境规制是否会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学界关注的一个课题。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针对环境规制的工业绿色转型效应及背后的传导机制展开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显著推动我国工业绿色转型,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通过传导机制评估发现,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工业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正向传导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证检验——基于智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且这一促进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服务业企业创新能力比工业企业更容易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和供应链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路径。基于此，应当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制定差异化发展机制，精准布局行业创新升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以期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制造业绿色创新

基于邻接空间、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三类权重矩阵，以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有效带动本省制造业绿色创新，但会抑制邻省制造业绿色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在邻接空间、地理距离、经济距离下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地理邻近地区更显著。多维度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呈“梯度递减分布”特征。数字化产业发达省份的生产性服务集聚对邻省制造业绿色创新具有较强“虹吸效应”，不利于整体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是以，未来应优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环境，施行区域差异化产业发展策略，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劳动力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希望利用数字技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然而,数字技术要充分释放其活力,推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与使用数字技术的劳动力资源良性互动。鉴于此,从理论上构建了数字技术与劳动力通过互补机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采用2006—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及西藏）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进行计量模型的检验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存在互补效应,这种互补效应有利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技术与中、低技能劳动力尚未表现出促进生产率提升的互补效应;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还存在异质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提高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结合区域发展需要出台劳动力配置政策、合理配置数字技术相关资源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