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双碳”目标下混改国企的绿色治理转型

“双碳”目标对企业提出了绿色低碳转型的高质量发展要求,践行企业绿色治理,有助于加速“双碳”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混改国企绿色转型迫在眉睫,而绿色治理作为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却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各种问题亟待探寻和解决。基于此,以“双碳”目标为研究背景,以混改国企为研究对象,对混改国企绿色治理转型的现实需求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寻梳理,并提出“政府—利益相关者—混改国企”三位一体的绿色治理实现路径,解决“双碳”目标下混改国企存在绿色治理意愿不强、保障条件匮乏、互动协作能力不足以及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确保混改国企在价值共创中实现政府引导与监督、利益相关者多方推动、混改国企治理机制动态调整的多元共生的低碳绿色治理转型。     

煤炭企业绿色治理分析评价——基于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调研

绿色治理是一种能为绿色生产、管理、供应链、金融等独立概念提供理论框架的“元规则”。在资源型经济转型背景下,公司绿色治理特别是煤炭企业的绿色治理受到利益相关者的普遍关注。文章选取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研,了解和评价煤炭企业绿色治理现状,从公司治理角度剖析资源型经济企业在转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煤炭企业在绿色治理中存在重行为、轻结构机制建设的问题,具体表现在顶层设计、日常经营、绩效考评、企业文化和内部控制等方面与绿色治理要求不相适应。在调研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企业组织构架,加大生产环节绿色管理力度,建立健全企业考评制度,将绿色理念深入企业文化以及在内部控制中纳入绿色治理要素,完善环境会计核算体系等对策建议,期望为提升煤炭企业绿色治理能力从而促进转型升级提供借鉴与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贷双高”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存贷双高”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其“存贷双高”,且对不同类型“存贷双高”的抑制作用有明显差别，即表现为抑制异常型“存贷双高”;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弱化代理问题、强化内部ESG治理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等途径作用于企业“存贷双高”;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抑制企业“存贷双高”。鉴于此，应大力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当前较为普遍的“存贷双高”现象，降低企业运行中的财务风险。     

双向FDI与中国区域创新

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中国区域创新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在厘清双向FDI影响区域创新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双向FDI与中国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弱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2）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贸易促进效应”和“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对区域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受限于投资结构仅能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促进区域创新;（3）中国双向FDI与区域创新的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和是否为资源型城市层面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文章的研究结论可能为推进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提供启示。     

金融发展、双向FDI与碳排放——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双向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向FDI的碳排放效应存在金融发展门槛值的制约。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双向FDI抑制碳排放的作用逐渐增强,由促进碳溢出转变为抑制碳排放。当金融发展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OFDI和IFDI对碳排放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重视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对于充分发挥双向FDI对碳减排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绿色税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新发展理念下,深入探讨绿色税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2012—2020年沪深A股1156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税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对企业治理水平与企业环保投资力度的中介效应进行扩展讨论。研究结果表明,落实绿色税制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绿色税制主要通过提升企业治理水平与增强企业环保投资力度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从所有权性质及规模差异的实证结果看,绿色税制对非国有企业及大规模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作用更强。对此,建议完善绿色税制改革方案、打造“协同共治+税收调节”管理方式、实施差异化绿色税制激励举措,为推动绿色税制改革、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组织效能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因此,要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组织效能优化,协同提升组织竞争力,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当前研究尚未建立起数字化转型与组织效能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从组织效能视角出发构建数字化转型的整合型研究框架。遵循“刺激-反应”原理,立足组织效能视角,从资源、角色、治理和生态4个角度剖析数字化转型可知：在资源层面探究数据资源带来的技术颠覆性、软硬件的升级以及打破数据壁垒;在角色层面分析如何减弱员工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排斥并设立首席数据官推动数字化转型;在治理层面研究关注网络组织、去中心化与自治组织;在生态层面关注跨生态系统的组织协同共创。本文研究为企业通过组织效能重构、优化与提升以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实践启示。     

大数据时代企业财务管理转型的路径探讨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移物智云区”等技术逐渐深入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推动了企业集约化、标准化、流程化发展，并对企业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和方法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如思想观念陈旧、人员综合素质偏低、数据治理不到位、数据风险较大、业财融合深度不够、信息化建设进程缓慢等。如何紧抓大数据时代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大移物智云区”等技术优势改善财务管理现状，推动财务管理转型，成为企业管理变革的关键。本文以大数据时代为背景，从思想意识、数据治理、业财融合、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探究了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基于企业财务管理转型必要性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转型路径，以期为企业加快推进自身财务管理转型提供参考借鉴。     

“双碳”目标引领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以“双碳”目标引领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双碳”目标有利于微观主体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节能减排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最终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本文从内在驱动力和外在牵引力两方面分析“双碳”目标引领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并提出“双碳”目标下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实现路径,包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增强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意识;以环境政策为引领,构建工业企业绿色制度体系;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提升工业企业绿色生产效率;以金融市场为支撑,创新工业企业绿色金融产品。     

数字技术创新能提升制造企业绿色治理水平吗？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可有效驱动企业转型升级,影响企业绿色治理水平。基于2010—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企业绿色治理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有利于推动制造企业绿色治理水平提升,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企业绿色治理水平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行业以及地区层面均存在一定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在数字技术创新与制造企业绿色治理水平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提出深挖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优势、激发全要素生产率活力、加快金融资源流动、制定柔性数字技术发展战略的可行建议,以期提高制造企业绿色治理水平。     

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

随着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更迭升级与广泛应用,通过数字化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变得愈发重要。选取2003—2022年入选“双一流”示范企业名单61家A股上市国有示范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由过渡阶段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国有示范企业的影响由抑制效应转为促进效应;Utest检验结果表明,现阶段绝大多数国有示范企业处于“阵痛区间”,表现为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数字转型程度“U”型影响资本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负向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西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因此,管理者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两面性;企业应遵循与自身发展相契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政府应科学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持续夯实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环境。     

新发展阶段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推进策略

“双碳”目标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其绿色转型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企业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效提高任务依然艰巨、企业绿色技术供给不足且创新成本高、碳定价机制不健全并尚未征收碳税、企业缺乏碳排放统计标准和信息披露动力。为此，新发展阶段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应加速企业能源绿色转型、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健全碳定价机制、完善企业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实施企业绿色转型发展资金政策，更好地形成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推进策略。     

公司治理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治理体系的最高层次。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按照“公司基础制度（公司治理）-公司战略（战略激进度）-公司行为（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思路，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激进度对上述关系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上述关系。因此，管理者应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战略变革的实施，利用丰富性高、动态性低的外部环境，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和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聚焦、协同、创新、治理:引领国际能源绿色转型的着力点

<正>支持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是推动国际能源绿色转型的关键。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我国能源电力企业有必要加强系统谋划,以聚焦、协同、创新、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引领国际能源转型,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中国力量。     

高管环保背景与绿色投资者进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治理绩效,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有效引入绿色投资成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Python文本分析方法识别高管环保背景特征和绿色投资者信息,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探究环保背景高管对绿色投资者进入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聘任具有环保背景从业经历的高管有利于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随着环保背景高管数量的增多、管理自主权的增大,其对绿色投资者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并且在非国有企业、清洁型行业中,环保背景高管对绿色投资者的吸引作用更明显。根据信号理论,上市企业聘任环保背景高管能够驱动企业内部加大环保投资力度、获取外部政府环保补助,释放企业从事环保事业的有力信号,进而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此外,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质量以及ESG绩效皆产生正向积极影响,同时也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提升效果,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内容,同时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从绿色投资视角驱动绿色转型升级,提升环境治理绩效,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把握ESG机遇 投身“三个地球”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愈发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两山理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绿色发展行动指南,2021年更是将“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表明了我国坚定低碳理念、实现绿色发展的信心与决心。对于企业而言,全面绿色转型意味着技术研发方向、生产制造模式、管理组织方式、商业经营模式都要全面变化,在环境保护方面不可逾越红线,在社会责任方面要勇于担当作为,在企业治理方面要日趋完善合规。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作为国资委管理的科技型公益类中央企业,近年来创新提出投身“透明地球”“数字地球”和“美丽地球”建设的战略愿景。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吗？——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11—2021年中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72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了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数字金融仅对重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存在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建议。     

技术赋权：公共危机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赋能逻辑与效果——基于Z市“公共危机技术治理网络”的案例研究

数字社会背景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实现了多维技术赋权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Z市“公共危机技术治理网络”的实践表明,危机技术治理以社会赋能激活社会表达机制与国家信息获取通道,在促进普通群众危机治理参与意愿的同时提升国家社会感知力度;以组织赋能实现行政体制的治理动员,在破除传统条块制约的同时增强国家危机治理能力;以制度赋能形塑政社协作机制,在智能研判数据信息服务决策的同时,通过以政策实施为载体的国家权力再嵌入,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逻辑。公共危机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取得了推动国家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效果。     

能源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分析

“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都对我国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提出了要求。本文立足能源发展政策背景，深入分析我国能源发展现状及目标，从能源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出发，为推动能源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相应对策。     

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选取2000—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低碳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碳经济发展整体表现为稳定上升的趋势,且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省域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主要呈现高耦合协调度,且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同时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结果,为进一步优化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和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应注重“绿色”和“蓝色”资源优势,实施差异化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以“空间治理”为抓手,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和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完善协同政策,有效提升新质生产力;加强区域空间重塑,充分发挥耦合协调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