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201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第一大股东持股、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三个方面,研究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各主要相关变量之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对第一大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指出在股权集中的不同程度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扩大企业创新投入,在股权集中度较低时,应加强股权集中以增加创新投入;在股权集中度较高时,通过股权制衡来增加创新投入。     

制度环境、股权制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在对制度环境、股权制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359家深市上市企业在2008—201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股权制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内部驱动力在该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股权制衡正向调节内部驱动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高股权制衡度能促进企业增加R&D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低股权制衡度对企业R&D投入增加、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不明显。最后针对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有效的股权制衡结构等给出对策建议。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近年来在资本市场上,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流行的融资方式。股权质押虽然缓解了股东的融资约束,但大股东股权质押带来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公司的长期投资特别是研发投资。创新质量是研发投资产出成果的直接反映,其对企业长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了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特别是管理层持股和研发投入在其中的作用,文章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研究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创新质量,且该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管理层持股可以缓解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创新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部分调节效应可以通过中介变量企业研发投入进行传导。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来自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股权治理、债权治理、管理层激励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实证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呈正相关关系,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呈负相关关系。然而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结构并不合理,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监管体系以及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等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中1269个有效样本为分析对象,探讨了企业盈利状况、高管持股比例、资本结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终极产权性质、企业的成长性等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盈利能力、负债融资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的成长性与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微弱负相关,由经营性或非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不具有显著差异。     

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采取金字塔控股方式的民营上市公司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各种手段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针对沪深两市371家具备金字塔结构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分离系数、股权制衡度、管理者持股比例和资产负债率。在ST公司和正常公司的对比分析中,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资产负债率和公司上市年限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股权制衡、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

文章以2000年～2004年399家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大股东控制力过强会削弱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股权制衡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水平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绩效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大股东受到相对制衡的公司更显著。结论暗示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几个能够对大股东作出有效制衡的股东能够促使公司完善监督机制,增强管理层激励效应,提高公司绩效。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2—2014年深交所A股为研究样本,选择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作为被解释变量,管理层是否持股、管理层持股比例、上市公司股权性质等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方向和强弱。研究发现:与没有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相比,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显著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     

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来自深交所A股的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理论中股权激励问题首当其冲: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恰当的激励能够减少代理成本,增加企业价值;激励不足或过度会增加代理成本,影响企业价值。以在深交所上市413家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非线性模型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管理层持股在0%~13.71%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管理层持股在13.71%~44.99%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管理层持股超过44.99%时,公司绩效再次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实证结果对当前企业股权激励现实有一定指导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组织冗余与管理层激励交互作用视角

文章以2013—2016年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创新投入为切入点,考察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组织冗余、管理层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和两者的交互效应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冗余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层激励中,管理层持股水平整体偏低时,管理层持股负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管理层短期薪酬激励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从交互效应来看,低流动性冗余与管理层持股的交互项对创新投入有正向影响,高流动性冗余与管理层短期薪酬的交互项对创新投入有负向影响。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

文章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以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对公司业绩影响.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有正相关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相关性不显著.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存在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持股比例上升,上市公司绩效也随之提高。文章最后针对实证结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公司成长性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中国“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为例

以2013年底前在中国"新三板"市场挂牌的286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其2014—201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其成长性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成长性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成长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指数与公司成长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最后指出:在保持适度的股权集中的同时提高股权制衡度,保持大股东的多元化,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     

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以及企业战略激进度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存在"壕沟效应",其作用呈倒U型关系:当管理层持股比例低于38.9％时,体现为"利益协同"效应,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当管理层持股比例高于38.9％时,体现为"利益侵占"效应,降低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且企业战略激进度在其中发挥了负向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通过企业战略激进度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在非高新技术行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大,且高质量外部审计能够弱化监督与治理功能.该结论在理论上拓展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并在实践上对改善公司治理、 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角度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具有借鉴意义.     

公司股权特征对其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股权特征是公司治理和控制权配置的基础,会计系统是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股权特征会对其会计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文章选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为代表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探讨。选取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实际控制人五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特征对资产减值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呈N型;大股东之间制衡程度越高,资产减值的计提比例越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程度与资产减值计提同样呈正相关;高管持股与资产减值计提呈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当实际控制人为国企时,公司倾向于计提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这些结论为研究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等会计政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

文章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以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对公司业绩影响。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般比例与公司业绩有正相关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相关性不显著。     

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

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四个维度构建公司治理指数的测度指标。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2008—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境外机构股权投资者持股(QFII-shares)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QFII-shares持股比例、持股制衡度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QFII-shares持股比例和持股制衡度越高,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越高,治理绩效就越好;公司规模和控股股东类型与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公司所处的宏观政策环境越好,公司治理结构就越完善,治理绩效就越好;QFII-shares持股周期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股权集中度与制衡度会影响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性吗

文章运用截面数据回归模型,以2010年创新型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创新型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对创新型企业成长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股权制衡度对创新型企业成长性则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就研究结果对促进创新型企业成长提出对策建议.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关系实证研究——来自深市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974家深市主板和中小板企业为样本,围绕不同产品市场竞争度中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多层次回归分析,并对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股权集中和两职合一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度低的行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绩效正相关,股权集中和两职合一对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产品市场竞争度高的行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绩效不相关,股权集中和两职合一对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明显,即在股权集中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好于股权分散的企业;在两职合一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好于两职分离的企业。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