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行业竞争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政府补贴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形之手",在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呢?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倍差法考察了政府补贴和行业竞争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渠道.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行业竞争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同竞争程度的企业样本中,政府对低竞争行业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竞争行业,这说明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有利于纠正政府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渠道为研发激励效应,且这种激励效应只在中高竞争行业样本中是显著存在的;从成本渠道考察发现,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出口价格指数的降低,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成本扭曲效应.文章的结论意味着,不能一味地对企业进行补贴,而应该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成本倒逼机制,让企业通过内生动力而非价格竞争形成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     

政府补贴方式选择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导致创新者难以完全攫取创新的全部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竞争性企业创新活动的积极性.通过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并不总是有效的.通过建立模型,分析事前和事后补贴方式对于企业创新激励的机理,认为事前补贴不会产生和提高努力程度的激励,不宜采用,为政府合理决策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通过研发成果反馈效应、产业集群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公共效应获得了国外技术溢出,通过知识、人才与技术资源跨国流动将技术溢出传递回母国后,逆向技术溢出再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促进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运用CEPII BACI数据库中的海关6位编码的出口数据与ISIC REV.4行业代码进行匹配,得到各个行业编码下的2位出口数据,基于行业角度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有利于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上升。     

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商品价格的非线性影响

只有提升技术才能使商品在保持一定价格的前提下仍然具备竞争力。选取2013—2021年出口商品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门槛效应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出口商品价格有提升作用,但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产生这一作用的门槛。达到一定国际市场占有率之前,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商品价格无明显影响。精加工制成品存在明显异质性,一是其价格在出口中受到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弹性更大;二是其国际市场占有率未达门槛之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其价格,而非无影响。最后从技术提升、市场占领、价格策略三方面为提升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1999—2013年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原理,在剔除各类产品加工贸易后测算出各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产生正面影响,而FDI对发达国家影响不明显,对发展中国家正向影响减弱,自然资源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负面影响,且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加显著,从而提出一些改善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结构的建议。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博弈的视角,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政府能够识别企业研发行为“真伪”的甄别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成本,起到激励企业投资于研发活动的效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伪研发”行为的稽查和处罚力度,以提高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政府研发补贴是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政策工具。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忽视市场竞争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本文研究了市场竞争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市场竞争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均具有促进作用,企业面临不同的竞争程度将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差异化的效果,只有中等程度的市场竞争才能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产生显著正向的激励效应。     

出口复杂度、技术创新与一国经济增长

近年来,一国出口如何带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出口复杂度的概念来讨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出口新型技术产品对一国经济的增长有多少贡献成为学者们产生争议的重点。本文在实证法部分对之前学者的研究做出归纳总结,并在分析法部分对前人的研究模型做出改进。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一国如何利用新型产品的出口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提出边际性建议。     

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三种渠道,提升出口复杂度,但其影响存在门限特征。当跨越金融门槛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出口复杂度,且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要大于金融发展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因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教育融资功能尚未发挥作用,所以,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出口复杂的作用较弱。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再检验

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活动的政府补贴金额巨大,但在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方面是否能"如其所愿"还未形成一致结论.文章基于陕西省2014-2018年1万多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观测值,联合采用PSM与渐进DID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引起的内生性后,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激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从研发投入来源的角度细分后发现,政府补贴"挤出"了自身研发投入.整体而言,政府补贴激励了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总额,但在自身研发投入上并未有效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效应.由此,提出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更多关注政策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尝试将事前激励转化为研发投入后补贴或奖励;并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与企业信息披露机制,积极发挥政府补贴的杠杆效应.     

异质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的非对称影响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而政府补贴是激励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此,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从政府补贴的异质性视域探究企业创新绩效问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基于2012—2020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的非对称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创新补贴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非创新补贴;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但非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补贴不仅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而且能够显著影响企业风险投资的获取,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为充分发挥政府补贴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需要优化政府补贴结构,逐步提高创新补贴规模与强度;完善补贴项目的甄选和评估机制,不断提高创新补贴效率;搭建创新补贴公共平台,充分发挥创新补贴的信号效应。     

金融支持、研发创新与出口复杂度——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产业结构迎来了转型升级的历史契合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为了中国未来外贸交易的发展方向。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因素有许多,可是探讨金融支持和研发创新对出口复杂度影响的文献却不多。本文收集了从2008年到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面板模型研究了金融支持和研发创新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支持、研发创新以及两者的交互变量均与出口复杂度呈现出了正相关关系。在中国不同地区,金融支持和研发创新还是与出口复杂度呈现出了正相关关系,可是影响程度存在差异。金融支持可以通过研发创新对出口复杂度产生间接影响,但是研发创新不可以通过金融支持对出口复杂度产生间接影响。     

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

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应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的重要举措.而推动协同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研究协同集聚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促进中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也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亦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政策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文章选取了1982-2012年的相关数据,比较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对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要更大更显著。中国应该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