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溢出指数和波动溢出网络

文章基于溢出指数和波动溢出网络方法,从静态和动态分别度量我国金融系统不同子市场间的风险联动水平及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效应整体水平较高,各市场间联动性较强;市场内部滞后效应大于市场之间溢出效应,两两有向溢出效应具有强不对称性;作为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中心,货币市场始终处于风险溢出方,但在金融危机时期,其对外风险溢出效应相对减弱,而大宗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其余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相对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金融系统整体风险溢出水平较高,市场间风险相关性较强,需要进一步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防范。     

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波动性研究——基于金融网络动态关联的视角

在市场流动性不足的前提下,建立资金融通的金融网络结构可以降低个体机构的破产概率,但转移的风险会通过网络节点之间的关联度和正反馈效应实现交叉传染,从而增加整个市场奔溃的概率。文章通过DCC-MGARCH模型和无向有权型网络阐释了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多元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时变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机构的动态关联能够较好解释系统性风险的波动性,且我国的金融市场符合无标度网络的风险传染特征。其中,银行部门的市场中介地位不断强化,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联系日益紧密,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在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中应强调关联度指标的重要性和金融机构的网络属性,构建具有风险包容性的金融体系。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与演化

理论推导验证生产性服务投入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耦合协调度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并利用SIENA方法探索产业部门关联网络中节点互动的特质、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发现了网络演化的机制.在产业耦合协调方面,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双方的耦合协调带动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在产业关联网络演化方面,产品部门之间的技术邻近性与市场邻近性促进联系的建立,开放度较高的产品部门更能够与其他部门建立联系.为了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应鼓励跨领域合作,加强重点行业开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进一步融合.     

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供应链安全的影响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出台一系列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与措施，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弱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构建2000—2021年中国行业层面的供应链风险指数与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并基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探究两者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回流将阻碍外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弱化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加强中国对国际市场中间品供给与需求的依赖；也会通过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的集聚效应降低中国对国际市场依赖的多元化程度，进而对中国供应链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FDI溢出效应、环境污染与全要素增长率

本文利用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的1999-2008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中国制造业产业中FDI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以及环境污染排放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FDI的技术溢出最可能发生在后向联系中,FDI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不明显;环境污染不利于产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FDI水平溢出效应减缓了环境污染对产业生产率的不利影响,而FDI的前向技术溢出与后向技术溢出对环境污染的边际效应不明显;FDI水平溢出效应降低了各环境污染指标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而FDI后向溢出效应增加了各环境污染指标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因此FDI后向技术溢出中有一部分是向上游产业提供了高污染排放技术而提高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上游开放政策会影响下游FDI溢出效应吗？——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视角

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的全新视角，利用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探究了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政策对下游制造业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可能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上游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显著促进了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使用不同时期样本以及采用不同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2)服务业开放与下游FDI溢出效应的关系受到异质性影响，服务业开放对下游FDI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具有较低吸收能力和较高吸收意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相比生活型和公共型服务业开放，生产型服务业开放更能促进下游制造业FDI技术溢出。(3)机制检验发现，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要素和中间品要素供给以及提升地区产业集聚和企业分工水平等渠道对下游FDI溢出效应产生积极影响。(4)进一步以服务业金融开放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表明，扩大上游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高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水平。文章的研究对于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     

FDI行业间溢出与省区产业增长

基于2003-2008年中国省区工业细分产业数据,本文考察了FDI对内资产业增长率的影响。在控制了省区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及产业间动态外部性的影响后,我们发现FDI对内资产业增长率具有显著的行业间溢出效应。但是所有制和地区的差别导致对溢出吸收效果的不同,非国有企业可以全面地吸收外资的行业间溢出;而国有企业不能利用FDI后向溢出促进自身发展。在直辖市和西藏以外的地区,FDI对国有企业的前向溢出甚至都不再显著。     

基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的影子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选取我国16个传统银行和12个影子银行,共计28家上市公司股票日收盘价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GARCH模型计算28家机构的VaR值及影子银行对传统银行的溢出效应（CoVaR）值,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影子银行体系风险通常高于传统商业银行,有的达到传统商业银行风险的3倍;另一方面,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之间高度关联,风险具有易传染的特征,会对其他金融主体发生风险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宏观审慎的视角提出了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建议。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冲击规模和好坏波动的非对称性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金融市场间的联动和风险传染日益增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愈发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更加显著。文章选取四种代表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通过计算已实现半方差将其波动率分解为好波动和坏波动以区分由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带来的波动,进而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特征。结果表明：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且在不同冲击方向和冲击规模下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主要由坏波动驱动,而极端状态下主要由好波动驱动;第二,极端状态与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走势存在较大的差异,极端状态下风险溢出水平远高于正常状态;第三,方向性溢出在总波动、好坏波动上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且与国际金融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极端经济金融事件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工业金属市场的好坏波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显著增强,外汇市场接收的溢出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防范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风险溢出,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FDI、行业间联系与溢出效应——基于我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9～2003年28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说明制造业行业是否存在外资行业内横向溢出和行业间纵向溢出效应(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temGMM),克服了要素投入的内生性问题和前期的生产率冲击后,实证结果表明,对制造业的内资而言,外资的后向联系效应作用明显,说明后向联系确实是外资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而行业内溢出效应和前向联系效应表现为不明显的正向影响。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

文章采用TVP-VAR-DY模型考察了国际大宗商品与我国金融市场间的时变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静态溢出效应分析表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我国商品市场间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最大,其次为股票市场。(2)方向性溢出效应分析表明,与极端风险事件关联性更高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以及我国商品和股票市场呈现更加显著的时变特征。(3)净溢出和净配对溢出效应表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我国商品和股票市场属于风险的净传递者,且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我国商品、外汇、股票市场的净配对溢出指数更高。     

中国高技术产业R&D溢出效应研究——本土与跨国途径两个维度的视角

高技术产业作为工业行业的"技术高地",是R&D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本文以1995-2010年期间中国高技术产业14个子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在一个框架内同时研究本土内部和跨国途径下高技术产业的R&D溢出效应,对跨国途径的R&D溢出效应机制进一步分解并结合技术差距和行业集聚度两种行业影响因素,得到了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R&D溢出效应机理模型。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建立的SAR模型回归分析发现,高技术产业的本土R&D溢出与跨国途径的R&D溢出呈现"替代关系",行业因素对四种机制下的跨国途径R&D溢出效应影响显著,并且不同分组内的行业在不同机制下R&D溢出效应呈现不同的特征。     

FDI的后向联系效应、金融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以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

本文借鉴Blalock(2001)和Javorcik(2004)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FDI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后向联系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FDI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存在并不显著的后向溢出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发生。     

辽宁装备制造业行业集中趋势及特征分析

本报告利用辽宁装备制造业2003-2009年的相关数据,描述了辽宁装备制造业的市场结构变化及地区分布状况,分析了辽宁装备制造业市场结构与产权特征,从产业组织视角提出辽宁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对策。     

国内外黄金市场风险传染的实证研究

以国际黄金市场上具有代表性的伦敦黄金现货价格和我国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黄金现货价格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GARCH模型对国内外黄金市场的风险传染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伦敦黄金市场对我国黄金市场存在单方向的均值溢出效应;从波动溢出效应来看,伦敦黄金市场对我国黄金市场的风险传染强于我国黄金市场对伦敦黄金市场的风险传染,存在着风险传染的非对称性。     

中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的重新检验

外资技术溢出已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外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行业内技术溢出机制,忽略了行业间垂直联系的溢出效应,同时没有将非线性技术溢出机制纳入检验模型。对此,本文对中国制造业24个行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做出新的检验。为克服产出方程中的内生性和行业间异方差,文章采用差分方程和针对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法。实证结果表明1、水平联系的溢出效应呈U型“门槛效应”;2、后向联系的溢出效应明显;3、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生产力提高和外资技术溢出没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出口平台型FDI及其出口溢出效应的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导向切入,利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FDI的出口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中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水平和垂直出口溢出提高了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倾向。其中,水平出口溢出方面,出口导向型行业FDI的出口信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远大于市场寻求型行业中FDI的出口溢出;垂直出口溢出方面,制造业的后向溢出效应十分显著,而前向溢出效应则不显著。     

金融结构调整、金融功能完善与制造业自主创新——基于中国24个制造行业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区分两个层次自主创新活动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与门槛效应分析,研究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对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基于风险分散、公司外部治理两类金融功能考察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随着直接融资规模的快速扩张,我国金融结构调整通过缓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总体上对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一作用开始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进一步细分自主创新层次后发现,金融结构调整通过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分散功能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发明专利导向"层次的自主创新,但尚未通过改善公司外部治理功能有效监督、激励制造业企业积极开展更高层次的"市场导向型"自主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各行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区域金融风险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算出中国2011—2019年31个省市的区域金融风险指数，通过相关检验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影响，以及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更充分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促进区域金融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是技术水平的提升和政府监管水平的提高会抑制这种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建立完善监管系统、提升政府信息透明度以及提高创新能力等建议。     

甘肃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实证研究

甘肃省1997、2002、2007年三个时间段的投入产出表对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效应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也使从细分行业层面来探究二者互动演化的发展规律成为主要研究内容。结果表明:1997—2007年,生产者服务业各行业对制造业的支持作用全面下降,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集中于重化工业;影响力系数大并且一直保持在高位的支柱性产业主要集中于装备制造业,而生产者服务业影响力系数下降很快,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减弱;科学研究事业、金融保险业、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对甘肃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