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解决股票错误定价问题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前提。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从而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媒体报道多、公众关注度高能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管理层数字战略引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为此，要建立健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帮扶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金融科技发展如何影响股票错误定价?

解决资本市场广泛存在的错误定价问题,是中国金融稳定健康运行的重要前提。本文充分考虑数字技术在中国金融领域创新融合的典型事实,重点探讨金融科技在缓释股票错误定价问题中的功效。在理论阐释金融科技与错误定价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对其理论逻辑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有助于矫正错误定价问题,该结论经过变量替换、剔除特殊样本、控制其他因素、固定效应替换、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检验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通过“数字赋能”打破信息孤岛,对内有利于减弱企业内部代理问题和财务困境,对外能够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减少分析师预测分歧,上述机制是改善错误定价的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揭示,对于不同产权性质、行业类别、市场环境,金融科技的“纠错”能力存在异质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传统行业以及熊市阶段中,金融科技对错误定价的矫正效能尤为显著。此外,金融科技主要解决了股价被低估的企业错误定价问题,但对股价被高估的企业错误定价问题作用有限,这可能与金融科技的“资本逐利”特性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卖空限制具有重要关联。研究结论为推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完善和金融数字化改革提供了...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其对企业内部薪酬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并且扩大的是合理薪酬差距,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业绩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并且有利于减少超额薪酬差距,扩大合理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影响更为显著,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超额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研究为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与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长期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重短期轻长期”现象具有“纠偏”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升高管决策效率两条路径来抑制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偏好的既定关系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企业长期投资规模提升，能够赋能企业价值增长。     

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吗?

基于手工收集的2011—2021年A股生物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表现为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可能性越大,该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和交流协同成本是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非省会城市企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较差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活动中,数字化转型替代了部分由高铁开通带来的企业外部信息环境改善作用,两者呈替代关系。本文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拓展了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相关研究。     

多个大股东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单一大股东，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概率与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更高，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而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源是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管理层持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在从单一大股东模式变为多个大股东模式以及多个大股东越分散的模式中，企业越可能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提供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来自股权结构安排的新视角，也为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治理体系与效应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支撑。     

错误定价对股票支付对价的影响 ——基于市账比分解修正模型

本文以2009—2018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市账比分解修正模型计算公司层面错误定价和行业层面错误定价,并运用Logit模型研究公司层面错误定价和行业层面错误定价对股票支付对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层面错误定价和行业层面错误定价对股票支付对价均有正向影响,但行业层面错误定价对股票支付对价的影响要弱于公司层面错误定价对股票支付对价的影响,这验证了市账比分解修正模型在中国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虽然控制权市场整体符合市场择时理论,但这主要适用于没有发生行业并购浪潮时,当发生行业并购浪潮时,由于并购公司决策者非理性地迎合市场,导致市场择时理论失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我国股票市场错误定价现象的一个原因解释*--基于套利风险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剩余收益模型和相对估值法构建了三个测度股票错误定价程度的错误定价指标———RVI、RII和MPI ,然后应用Fama-Macbeth 回归方法,通过与传统BM指标进行对比研究来检验三个指标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套利风险和错误定价之间的关系给出理论解释,并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了计量研究。结果表明：RVI,RII和MPI三个测度错误定价的指标在预测层面可以有效度量股票错误定价程度;套利风险和错误定价呈显著相关性,但在低估与高估两类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套利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错误定价的发生。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在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对企业资源配置优化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广泛存在的连锁股东网络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连锁股东能否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值得关注。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研究发现，连锁股东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协同效应，助力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连锁股东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筹集资金、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协同效应，提升了数字化转型能力，进而推动了企业的加速转型。进一步地，连锁股东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强。此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企业成长，提升了企业绩效。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合理地引入连锁股东、充分挖掘股东网络的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战略联盟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下驱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但囿于自身内部资源和转型能力不足,企业数字化转型容易陷入转型难的困境,基于合作关系的战略联盟能否助力企业突破这一困境,值得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基于战略联盟视角,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如何利用战略联盟来驱动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企业参与战略联盟能够显著驱动数字化转型,并且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会强化这一驱动效果。作用路径检验发现,战略联盟有助于企业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增强数字化投资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进而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联盟合作模式、联盟合作对象为企业和政府部门、联盟合作内容涵盖数字技术,均有利于增强战略联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与其他企业相比,战略联盟更有助于推动高科技企业和地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最后,战略联盟通过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不仅丰富战略联盟和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也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