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视角

以2016年年报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A+H股以及2017—2018年年报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发现当企业诉讼风险较高时,审计师会选择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进而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进一步检验发现,仅仅在风险承担水平高、盈余管理水平高、股权集中度高的组别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发挥着中介效应。从关键审计事项这一新的视角检验了企业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明晰了企业诉讼风险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的机制,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作为企业诉讼风险影响审计收费的中介变量在风险披露方面发挥的作用。     

信息互动关系有助于降低审计费用吗？——来自网络互动平台的经验证据

基于上交所“上证e互动”及深交所“互动易”网络互动平台中问答板块的爬虫数据,以2013—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研究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信息互动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互动平台上投资者提问次数、公司回答次数越多,公司回复率越高,问答间隔时间越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度就越高,而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使得审计风险减小进而降低审计费用。结论可为信息互动和审计费用关系提供经验证据,推进网络互动平台信息在审计领域的研究。     

审计报告改革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传统审计报告的模式化披露无法满足投资者价值信息获取需求,“审计期望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基于2016年12月颁布的新审计报告准则,选取A+H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审计报告改革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审计报告改革会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目越多,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审计报告改革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内部控制水平低、媒体环境差以及代理冲突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这不仅为审计报告改革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证据,而且对于提高投资者决策效率以及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投资者认知、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投资者认知假说,使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认知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投资者认知水平的提高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融资约束在投资者认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较于国有上市企业,非国有上市企业投资者认知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对认知水平促进创新的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期为合理引导投资者、构建信息透明的融资环境提供一些参考。     

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外资自由化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内容,在促进境内外资本要素互联互通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微观企业行为。以我国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外资进入对我国本土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地,外资进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股权集中度更高和市场化进程缓慢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在不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外资进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企业风险承担是否提升了审计收费水平？

以我国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审计师审计收费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审计收费水平越高;（2）相对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3）相对于民营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收取了较低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1）法制环境在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风险承担收取较高的审计收费中起到完全调节作用,即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审计师对企业风险承担收取越高的审计费用;（2）在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收高审计费用的同时,审计师相应投入了较高的审计资源,降低了审计风险。     

机构投资者、媒体关注与自然资源信息披露——基于资源型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机构投资者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治理因素,在"机构股东积极主义"的模式下,逐渐在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发挥着正面作用.文章选取自然资源信息视角,采用资源型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对信息披露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媒体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持股比例越高,资源型上市公司的自然资源信息披露水平就越高,即机构投资者有效地促进了信息披露;引入机构投资者与媒体关注的交互项后发现,媒体关注度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自然资源信息披露水平的正向影响越弱,即机构投资者和媒体在对信息披露的影响上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效应.     

投资者情绪与审计收费——基于审计师执业风险视角

投资者情绪的涨落是资本市场中的常见现象,其对审计收费决策的影响值得充分探讨。采用2007—2018年度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了投资者情绪与审计收费的关系。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会正向影响审计收费,且在经营风险较高和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中,这一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降低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会降低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从而引起经营风险和固有风险的增加。此时审计师会采取增加审计成本投入和收取更高风险溢价的方式对冲风险,上述行为导致审计收费的上升和审计质量的改善。研究结论丰富了投资者情绪经济后果和审计收费影响因素两方面的研究,为事务所制定更加合理的审计定价策略提供了借鉴。     

优化营商环境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吗

营商环境对企业经营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内外部信心、加剧产品市场竞争三条路径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拓展性检验表明，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研究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使企业风险承担转化为较高的创新绩效水平。本文结论充分验证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论断，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并为政府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企业管理者科学制定经营决策提供了依据。     

超额商誉、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商誉资产急剧增长并不断累积,商誉泡沫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研究中广泛讨论的话题。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文章不仅丰富了超额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为上市公司并购决策和投资者等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商誉泡沫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高管薪酬激励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企业ESG表现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吗？

基于201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企业ESG表现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越差,审计师为应对风险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充分,具体表现为披露数量更多、披露内容更详细。进一步分析发现,ESG表现通过影响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从而影响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量,并且在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企业ESG表现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ESG表现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对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后审计师更准确地识别审计风险、提供更有效的审计服务具有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与会计规范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与社会投资者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桥梁,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仅能够满足社会投资者对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还可以促进上市企业的融资。本文主要是基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所存在的违规行为,提出治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具体对策。     

数字金融、企业风险承担与审计费用

数字金融是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重要引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角度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不仅会显著增加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还能够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能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增加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分组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增加审计费用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增加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此外，审计投入也在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与会计规范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与社会投资者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桥梁,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仅能够满足社会投资者对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还可以促进上市企业的融资。本文主要是基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所存在的违规行为,提出治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具体对策。     

终极控制人性质、异质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的提升效果优于国有企业;大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提升效果优于小机构投资者;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相对于后者,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机构投资者整体的"有效监督假说",并且说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因机构投资者特征以及企业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终极控制权配置格局的经济后果——基于企业微观视角的分析

在La Porta等(1999)开创终极控制权的讨论以来,众多学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探索和文献铺垫,显示出公司治理领域对终极控制权配置格局及终极控制权经济后果的关注。这些文献的切入点包括投资者利益保护、企业价值、信息披露质量、融资结构与资金成本、企业风险等。其中,投资者利益保护可视为宏观层面的经济后果,而其他方面则为企业微观方面的经济后果。本文基于微观视角,从企业价值、信息披露质量、融资结构与资金成本、企业风险等方面对终极控制权配置的经济后果进行综述。文献显示,只有对上市公司的隐性终极控制权进行研究,进而与国外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真正揭示我国公司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     

资产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基于锌业股份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案例分析

以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为切入点,选择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案例分析,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外部投资者决策两个角度探讨披露资产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同时外部投资者能够通过其获取增量信息以做出投资决策.文章不仅揭示了关键审计事项的"窗口"效应,还指出现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存在重复率高、"模板化"、未充分披露等问题,以期为进一步改进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供参考.     

内部控制评价、审计师监督与股价崩盘风险——“治理观”抑或“机会观”

内部控制评价是非财务信息的重要来源,然而内部控制评价能否有效发挥治理作用却存在分歧,最突出问题是管理层存在明显选择性评价,可能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以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审计师监督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客观分析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及其后果。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上市公司发布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反而增加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发布无缺陷内部控制评价公司更明显;信息效率低、委托代理问题高、非效率投资程度大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发布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于股价崩盘风险影响更显著;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会加剧分析师分歧度,进而增加股价崩盘风险;内部控制审计监督有助于缓解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根据研究结论,监管部门要完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制度、强化审计师内部控制审计监督,利益相关者也应正确对待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营造管理层愿意披露也敢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制度环境。     

上市公司业绩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来自2006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利润较高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要高于利润低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随公司业绩的增加而增加;同时,较高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也能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成长的信心,提升公司的业绩并促进公司业绩的增长.     

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价值效应研究——来自概念炒作的证据

信息披露是企业向外部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有助于帮助企业展现数字化转型进程并赢得市场关注。本文探讨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的价值效应，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价值效应，不利于提升企业长期和短期业绩；企业掩盖转型疲软、获取资源、追逐热点和操纵市值的动机以及大股东获取私利动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的负向价值效应。机制分析显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增加了企业破产风险、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剧了股票回报波动性、削弱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从而产生负向价值效应。进一步，从投资者反应视角展开的分析显示，散户投资者无法识别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判断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真实可靠性。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投资者应重点关注信息披露中实际的数字化转型投入和成果部分，即企业实际做了什么，并辅以新闻媒体报道，最大化避免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带来的投资风险。本文可以为监管部门针对性治理“炒概念”乱象和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经验数据和相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