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与收敛性

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水平,并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与Dagum基尼系数揭示共同富裕水平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来源,最后利用变异系数和静态面板收敛模型检验共同富裕水平发展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三大区域共同富裕平均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下游、中游、上游。（2）区域间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内差异均呈缩小趋势,各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存在异质性。（3）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均具有显著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相对β收敛特征。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BM-RF-Tobit模型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绿色发展为研究对象,选取能源、资本、技术作为投入指标,经济、生态、环境作为产出指标,利用Supe-SBM模型和GML指数模型测算了2008—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一步利用随机森林RF法分析了绿色发展效率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并根据Tobit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和GMM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整体的绿色发展效率较高,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高于中游地区,上海和浙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处于地区领先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和科技创新投入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的区域差异与随机收敛

在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9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的时序变化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解分析其区域差异及来源,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收敛效应。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逐年提高,但流域内仍存在巨大差异;（2）水资源效率的总体差异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3）水资源效率存在较为稳定的空间相关性,基本形成了以上海、浙江为中心的“高质量增长极”以及以上游地区为中心的“低水平发展陷阱”;（4）长江经济带以及上游、中游、下游的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均存在β收敛。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为提升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提供参考。     

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以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为研究视角,从产业转型升级、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4个方面构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07—2016年长江经带11省（市）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根据所得数据从空间尺度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在-0.4～0.37之间。其中,上海最优,四川最差,产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从下游地区到中游地区再到上游地区呈逐渐递减趋势。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Moran's 指数显著为正并呈现空间正相关特征。因此,提升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必须发挥下游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下游地区和中、上游地区间的交流合作,构建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绿色承接产业转型模式,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1995—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面板数据,先利用US-SBM分析模型测得各省区绿色发展水平,再采用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及β收敛等分析方法考察流域绿色发展区域差异及差异演变的收敛特征。研究发现:(1)流域绿色发展总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上游地区绿色发展区域内差异相对最大,中游相对最小;下游与上游、中游地区绿色发展区域间差异均较大,而上游、中游区域间差异相对要小;区域间差异是总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2)流域总体、上游及下游地区绿色发展差异演化趋势均不存在σ收敛特征,仅中游地区存在一定程度σ收敛;同时流域总体及其三个分区绿色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特征。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四大核心技术深化金融发展,科技与金融交叉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需从动态层面研究其互动机制。基于1998—2016年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采用PVAR动态模型对全流域、分区域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核心变量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互动关系显著,但互动机制在各流域有所差别,且均未形成长效机制。从控制变量贡献看,下游地区金融和科技具有较强的惯性效应;中游地区二者受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作用较为显著;上游地区科技与金融发展部分得益于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性投入。进一步指出,科技赋能金融,金融服务科技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普惠的关键。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2011—2018年11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其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未能达到DEA有效状态;分区域看,下游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低;分省域看,上海、浙江、安徽、重庆、湖南、四川表现较为理想,而其他省份则表现不尽如人意。时空演化的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较高的省份数量总体呈减少趋势;企业规模、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则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却表现不显著。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空间相关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其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莫兰指数和收敛性检验模型探究其区域差异、空间相关和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但上升态势明显,八大综合经济区呈鲜明梯度结构特征;区域间净差异是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自2016年空间集聚状态稳定,并形成东部和北部沿海经济区“高—高”集聚,东北、长江中游和西南经济区“低—低”集聚的分布格局;除长江中游和西南经济区外,全国以及其余经济区均存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相比,考虑外部因素的条件β收敛检验中全国整体及各经济区的收敛状态未改变,但收敛速度有普遍提升,不同经济区的收敛特征和其对外部环境因素敏感度有显著差异。因此,应立足区域协同顶层设计,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缩小区域差异,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评价及其时空演变

从旅游产品服务、经济活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及共享发展6个维度，构建能够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旅游业发展评价体系，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对长江经济带2008—2019年旅游业发展质量进行重新测度，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其内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时序方面，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水平整体呈快速上升态势，各维度指数波动性上升，水平及增长速度差异显著。(2)空间方面，下、中、上游地区呈“下游地区最高，中上游地区不相上下”，且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主力，其他省市齐头并进的旅游业发展格局。(3)分维度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旅游产品服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呈下游、中游、上游递减，而旅游经济活力、共享发展呈下游、上游、中游递减，旅游绿色发展呈中游、上游、下游递减的分布特征。(4)旅游服务、创新产出、收入福利、产业结构及环境治理是主要内部影响因素，作用程度依次递减，地域约束类型可分为五大类型。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与区域差距

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技术优化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和Dagum基尼系数法对经济质量、效率变化、技术变化的时空演变规律和区域差距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经济质量、效率变化、技术变化年均分别增长2.48%、-0.53%、3.03%,技术进步是经济质量优化提升的动力源泉;上、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质量随着时间推移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下游地区经济质量均值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低;经济质量高值区空间分布格局由上、下游地区演化为中、下游地区,效率变化高值区呈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为双中心的空间集聚格局,技术变化高值区分布在中、上游地区;经济质量、效率变化、技术变化总体区域差距有扩大趋势,区域间差距是导致总体区域差距的主要原因。     

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识别

采用DEA-Tobit模型对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2008—2018年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和影响因素识别,分类探讨创新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呈现持续降低、平稳波动、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势,上游、中游、下游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时序变化情况存在差异;经济增长水平、外资利用度、基础设施水平、环境规制以及区位条件是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影响因素在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存在异质性。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教育水平、吸引外商投资、优化产业结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摆脱资源依赖、加强环境规制的方式可以提升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的创新效率。     

人力资本、绿色科技创新与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

基于1999—2019年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运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拓展的STIRPA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考察人力资本、绿色科技创新与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在直接促进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优化的同时,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发挥间接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提升,加快建成引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建议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全面激发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活力。     

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效率评价及时空演变研究

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使用2008—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效率进行评价,得出结论: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效率沿下中上游依次递减;中上游省份基本处在规模效率递增阶段,而下游省份则已经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减的迹象;生态经济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的空间集聚效应。论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长江下游地区应注重改善经济结构,中游地区着力提高管理水平,上游地区则应更加注重扩大生态经济规模;加强上中下游的经济交流,实现整体规模效益。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研究

将环境污染、创新失败因素列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进而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影响收敛的显著性因素各不相同。     

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测度及综合评价

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途径。基于绿色生产方式的内涵和外延，构建了涵盖绿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26个指标的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指标体系，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作为其绿色生产方式的量化指标，并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可视化分析及耦合协调度分析，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和协同效应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实现了较快提升，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沿线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差异逐渐扩大；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2017—2020年逐渐减弱。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分布格局。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中绿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的协同效应逐渐增强，但是整体协同水平依旧较低、地区差异明显，协同能力仍需提升。     

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文章基于熵权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测算得到绿色GDP指数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并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运用面板模型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稳定在0.826左右,上、中、下游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呈依次递增态势,且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强度在逐渐减弱,对外开放、城市化、能源强度和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各异,上、中、下游地区及各省(市)之间发展情况存在显著地区差异。     

数字科技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转型升级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分析数字科技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机制。以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为样本，利用熵权法测算其数字科技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检验2004-2019年样本城市数字科技驱动转型升级情况。结果表明：数字科技与经济转型升级存在发展惯性，且数字科技是影响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其驱动作用具有一定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游城市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对上游、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作用未显现，短期内甚至产生抑制效应。为提升数字科技发展水平、发挥其驱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要继续深化数字产业化、强化产业数字化、优化人才战略体系、细化区域发展策略。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加速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力军的关键。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NSBM模型,测度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两阶段效率,并探讨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内在机理。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阶段效率均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处于要素配置优化推动转型升级的调整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高高”特征;中上游地区处于粗放式集聚加剧要素错配的阵痛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低低”特征。技术研发效率不高是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投入导向和关联错配导致的中游塌陷与局部效率洼地,会加剧区域效率分化,最终演变为全局低效率。为改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局部高效、全局低效的不利境地,实现创新效率提升,需强化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完善市场科技服务体系,树立质量效益型研发目标。     

创新驱动发展评价研究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为我国未来发展打造核心驱动力的重要部署,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应把握这一契机提升区域竞争力。通过对创新驱动内涵和评价研究的回顾,构建了创新驱动发展模型,并以该模型为基础对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中游地区在创新资源投入、创新活动、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4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劣势。最后,针对评价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为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供参考。     

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

文章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区、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2)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效率，且在东部、中部、西部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3)数字金融对绿色技术研发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显著。(4)数字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数字金融的金融错配缓解功能主要在中西部地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