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美贸易利益再分解北大核心CSSCISSCI

引入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测算2000-2014年间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利益,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快速增长,但所获贸易利益极为有限,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是向着有利于美国、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尽管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2014年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出口对我国获取贸易利益的带动作用不强。因此,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改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向价值链的两端攀升,从而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获利能力。     

美国出口管制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北大核心CSSCISSCI

针对美国出口管制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作者认为:美国出口管制目标复杂,近年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强化了出口管制体系。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标准可概括为:是否涉及敏感技术和武器出口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是否影响到美国战略目标和外部政策目标,是否影响到美国经济利益,是否允许美国对其先进技术出口进行终端使用情况检查。1989年之后,美国对华实施贸易制裁和技术禁运,加强了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这些限制措施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无论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总量还是从具体产品分类来看,近年来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确实存在着出口管制错位问题,这直接阻碍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近年来中国对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出现巨额顺差也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与东盟对外贸易技术水平变化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旨在构建一套测度国际贸易相对技术水平的方法,并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和东盟国家1992-2007年对外贸易的相对技术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北大核心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美高技术贸易不仅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增加。整体而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两类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威胁性、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塑造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选择。尽管威胁性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决策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互利性、中国自其他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和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冲动。这一机制在对中美半导体制造设备贸易案例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美国当前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厘清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理解中美博弈的复杂性、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有限性提供有益视角。     

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同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文章利用CES生产函数和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了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制造业技术差距,并对技术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测算结果表明,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在1995~1998年期间出现短暂缩小,但1999~2009年期间技术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分行业看,中国的资源、能源等垄断性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同美国的技术差距较大,而消费品制造业同美国的技术差距较小。利用分行业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信息通信技术和制度环境,特别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度改革并未有效促进信息技术进步进而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中国加入WTO后显著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并未有效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而且,随着人均GDP的上升,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并未呈现收敛趋势。     

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基于贸易增加值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以金砖国家为研究对象,基于贸易增加值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利用贸易增加值数据库,采用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参与度指数,测算金砖国家服务贸易相对竞争力和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对比分析金砖国家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研究结果表明:金砖国家服务业总体处于较为明显的竞争劣势,但在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具有一定比较优势;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呈低附加值出口的特点;金砖国家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在加大。因此,金砖国家应发挥互补优势,大力发展服务业高附加值环节,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中美经济脱钩演进及其测度研究——兼论中美经济联系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文章从经济周期同步性、贸易密度和金融联系等多个角度,构建了度量中美经济"脱钩"程度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中美经济"脱钩"进行具体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中美两国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两国GDP增长率的反向变化并不意味着相互间经济的全面"脱钩";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经济联系呈现出平缓降低的新趋势,这将对中美经济关系以及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产生深远影响。     

出口贸易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二元外贸结构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出口贸易不仅包括一般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这两类不同的贸易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将出口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运用差分GMM方法分别研究它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加工贸易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一般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中日与中美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SITC一位数分类数据计算了中日和中美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发现中日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具有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征。而中美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相比中日的贸易系数较小,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更多的产业间贸易特征。FDI和市场开放是促进中日和中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由于日美两国对华FDI的类型不同,日本对华FDI相比美国对华FDI更能促进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锁定问题研究——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探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锁定的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并按照WWZ(2015)最新的总贸易分解框架计算而得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度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物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在逐步深入,但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状况并没有因此改善。从物理位置来看,中国整体出口上游度排名一直在第34位以后,行业间的出口上游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其数值均远大于1,说明中国整体及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都处于相对上游的位置;从经济位置来看,中国的国内增加值(DVA)出口率一直在下降,而国外增加值(FVA)出口率却在上升,中国参与分工的获益比例总体在下降。中国应该从培育母市场、增强产业联动发展效应、积累战略性要素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为突破低端锁定困境而谋求出路。     

贸易结构决定因素的分解：理论与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分解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对贸易结构贡献度的理论框架,并运用30个经济体24个产业1995～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对各国出口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贡献度最高,绝对技术差异次之,相对技术差异最小。要素禀赋、相对和绝对技术差异并非总是出口的促进因素。全球贸易结构主要由要素禀赋决定,其次是绝对技术差异,而相对技术差异的贡献度很小,这三个因素的贡献度总共占70％左右。中国的出口结构和贸易结构主要由要素禀赋决定,但在2003—2007年,要素禀赋对中国出口结构的贡献度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而绝对技术差异一直是阻碍出口的因素。     

中国对APEC成员的出口潜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出口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中国与APEC成员的实际,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采用2003-2015年的跨国贸易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面向APEC成员出口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了中国对APEC成员的出口贸易潜力。结果发现,两国经济规模、贸易协定的签订、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等因素对出口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两国距离与出口显著负相关,而中国对APEC成员的直接投资对出口并无显著影响。基于此,中国今后在与APEC成员开展贸易的过程中,既要强化贸易的积极因素,化解各种消极因素,又要在巩固已有地区市场的基础上,开拓新的贸易地区市场,培育新的贸易增长动力。     

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28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2002～2015年的季度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并分类影响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因子,包括传染因子、国际金融因子、经济基本面因子、国内金融制度因子、投资者情绪因子以及汇率因子等,再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各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分解部分的影响。据此,重新考察和评估危机前后各层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作用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看,文章选取的七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入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传染因子是第一主因,其次是国内流动性因子和宏观经济基本面因子,最后是国际金融因子和汇率因子等。（2）从分解部分看,国内经济基本面是影响FDI流入的主因,但国际金融因素影响不容忽视;跨境证券组合投资更易受汇率、利率以及国际风险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且不敏感于国内流动性宽松与否。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对跨境银行信贷影响程度较高,因此需要重视这部分跨境资本流动趋势,预防风险。（3）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更具复杂性,各个影响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入影响程度加深,国际金融因素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的作用逐渐增强,凸显了危机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联动性加强的隐患。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竞争性研究:基于产品域和市场域的双重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UN Comtrade数据库分别从产品域和市场域视角对2000~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竞争关系进行了测度。产品域层面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但其贸易竞争力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的贸易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性较低。市场域层面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在全球市场的出口相似度高于美国市场,且出口相似度在美国和全球市场均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文章基于Porter的"钻石模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竞争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产品域视角下生产要素、需求条件、关联产业和企业战略对产品的竞争优势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市场域视角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要素禀赋和FDI与两国间的出口相似度负相关,而技术水平、市场规模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其贸易竞争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与转移效应——基于中日关系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和相互制衡使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区域性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政治冲突如何影响国际经济正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相关文献不断涌现,但深入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作者基于2000—2015年中日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的月度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结构突变检验与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对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中日政治冲突对中日贸易产生了破坏效应,冲突级别越高,破坏效应越大,但这种破坏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第二,中日政治关系紧张还导致中日双边贸易部分向第三方国家转移,具有贸易转移效应,而且对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要明显大于对日本的贸易转移效应。该研究不仅揭示了长期以来"政冷经热"与"政冷经冷"之争的根源,而且可为中国如何应对国际政治冲突提供现实依据。     

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互补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中国与"一路"沿线66个国家产品层面的数据,研究认为"一路"沿线国家为出口方、中国为进口方的贸易互补指数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色,且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最强。而以中国为出口方、"一路"沿线国家为进口方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则发现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最强。贸易互补性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资源禀赋差异是中国与"一路"国家贸易互补性的决定性因素,"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效率、贸易效率、科教水平、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环境等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双边贸易的互补性,但这些因素发挥效果仍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互补性。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和上游度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发现1995～2009年间所有部门的全球价值链都变长了,而2009～2011年间全球价值链长度有所下降。很多部门全球价值链国外部分长度的增长率要大于国内部分的增长率,这表明产品生产日益国际化。1995～2009年间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上游度水平得到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有所改善,2009～2011年间许多部门的上游度水平有所下降。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研发强度、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投入比例以及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对部门上游度的提升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