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税负了吗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呈负向关系。分行业类型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相关性不显著,与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U型曲线关系,与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应因行业而异实行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在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的同时,降低企业税负。     

行业成长性是否降低了公司税负——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行业的成长性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公司税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行业成长性对公司税负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结果表明:行业成长性越高,公司税负越低。区分内部治理(产权性质、公司规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外部治理(法律环境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成长性使得非国有公司、大规模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低的公司的税负显著降低,同时使得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环境中的公司税负显著降低。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增加研发支出、加剧融资约束和实施向下的盈余管理活动是行业成长性影响公司税负的重要渠道机制。     

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政府补助与公司税负

本文以2007~2014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地方政府政绩诉求对政府补助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公司实际税负变动,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政绩诉求(财政盈余、相对GDP增长率和相对失业率)会显著影响公司的政府补助,且地方国有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更高;财政盈余对低额补助和高额补助的正向影响更大,相对GDP增长率(相对失业率)整体上对高额补助的负向(正向)影响更大;政府补助可以显著降低公司整体税负水平,且公司税负越高,政府补助降低税负的效应越大。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公司税负的降低主要来源于增值税税负的降低;地方国有公司税负的降低来源于税费支付和税费返还,而非国有公司税负的降低主要来源于税费返还。政府补助是地方政府帮助公司降低税负的一个重要渠道。     

中国制造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差异与行业异质性研究

首先,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应用CES生产函数分阶段推导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数理关系。其次,根据污染排放强度将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重度污染型、中度污染型及轻度污染型3种类型,以2003-2012年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分阶段分行业的计量回归模型进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数理推导证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在数理上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实证检验发现：①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研发专利成果和技术转化新产品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制造业整体上得到验证;②环境规制对中度污染行业、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重度污染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波特假说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最后,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和行业异质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探析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结果起到了减轻企业整体税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是降低了所得税税负,对流转税税负和增值税税负的影响并不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对A级企业"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联合"惩戒激励"双重阶段、重点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税收征管力度大的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纳税信用评级结果为A通过增加企业纳税遵从,促进"应收尽收",同时给予足够的税收和融资等政策优惠,促进"应享尽享",在二者共同作用下,降低了企业整体税负。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税收征管和企业税负的相关研究,也为推动减税降费,实施精准有效的征管方案提供了政策启示。     

增值税转型、税收激励与企业绿色发展

构建绿色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如何使二者实现政策协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财务与污染排放的匹配数据库,借助2009年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改革引致的税收减免激励对企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稳健性与安慰剂检验为结论提供了可靠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对较高污染行业、非出口企业以及在位企业的减排效应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减免激励使企业得以快速更新设备与技术投资,并提升污染治理能力以应对环境规制压力。同时,增值税转型改革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较强的政策协同效应,前者能显著增强后者的实施效果。此外,文章还推算了税收减免激励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弹性,资本税后成本每下降1%,企业排污强度下降0.71%-1.64%。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减税降费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在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分布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生产率分解法测算生产率离散度,并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生产率分布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生产率离散程度。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仍然稳健。通过区分行业污染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所有权属性差异的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效降低了重度污染行业和中度污染行业的生产率离散度,但对轻度污染行业生产率分布具有相反作用;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提高环境规制水平都有益于改善生产率分散化现象;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环境规制更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率离散程度。运用反事实模拟分析的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离散度的影响不仅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还具有明显的经济显著性。因此,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能够改善生产率分散状态,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的良性循环。     

柔性税收征管、声誉机制与企业税负:理论与实证

以激励企业自主纳税为主的柔性税收征管作为税务机关的新型征管方式,是税收征管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19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考察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税负影响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的企业名单公示后,充分发挥了柔性税收征管的激励效应,导致企业税负显著提高,经过一系列检验,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税负较高或较低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其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较高的企业声誉给企业纳税行为带来激励和约束双重影响;柔性税收征管对刚性税收征管存在挤出效应和补充效应。研究结论对税务机关确定最优税收征管方式、建立健全纳税信用体系等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实际税负——来自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该影响对处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实际税负影响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本文探索官员晋升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作用机制,揭示了税收征管强度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此阐释了地方官员晋升所带来的税收征管变化,以期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税收征管、企业税负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税收征管加强带来的税负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加强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该影响对属地税局管理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减降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征管加强及企业税负提高,通过弱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抑制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研究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以加强税收征管支撑税制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融合路径选择

本文从节能减排与产业发展的困境出发,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影响节能减排的内在机制并探究其融合路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能够促进整体行业的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然而,这一影响机制存在行业异质性: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并没有显示积极的规制效果,其交互作用显著存在;轻污染行业则相反,环境规制得以有效发挥,但其交互作用并不存在.笔者建议应根据行业特征调整规制政策,从规制工具类型转变、独立规制环境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共同发挥节能减排作用.     

未预期的环境污染：税收征管的跨部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重点税源企业的监控标准构造断点回归设计,考察政府提高征税强度如何影响企业的排污行为。实证发现：税务部门的重点监管行为会显著提高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机制分析表明,重点税源企业通过超排污染的方式缓解税负压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放松了对其环境外部监管,最终使企业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环保投入。本文还发现,随着税收优惠的落实和政府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税收征管对企业污染行为的溢出效应能够得到有效遏制。     

税收征管权集中与服务业企业实际税负——基于PSM方法的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征管机构调整的政策契机,采用新三板上市服务业企业2015年和2016年财务报告数据,运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法,比较政策实施前后成立的可比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探究税收征管权集中对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高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且当服务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低时影响较大;依据企业特征分组,征管权集中只对享受优惠税率的高新技术企业或资本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显著影响。税收征管权集中能够显著提高所得税征管效率,应当成为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征管企业的稽查力度,减少税收竞争造成的所得税流失和税负不公。长远地看,税收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升所得税实际税负,应当适时调整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企业降成本。     

流域越界污染规制：对中国跨省水污染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Wang和Wheeler分析中国水污染收费制度的研究方法,构建“均衡污染”模型,采用1994-2002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考察跨行政区流域污染这一越界负外部性对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未能显著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地理区位对各省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显著。上游地区具有搭便车向下游转移污染的激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域水质的整体恶化。本文对中国流域污染的规制效率偏低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     

流域越界污染规制:对中国跨省水污染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Wang和Wheeler分析中国水污染收费制度的研究方法,构建"均衡污染"模型,采用1994—2002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考察跨行政区流域污染这一越界负外部性对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未能显著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地理区位对各省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显著。上游地区具有搭便车向下游转移污染的激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域水质的整体恶化。本文对中国流域污染的规制效率偏低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     

税收计划与企业税负

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级税收计划的数据,本文发现地方税务机关很少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地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反而逆势上升,与经济税源的偏离程度也相应拉大;与此同时,税务机关为避免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相机提高税务稽查的强度和平滑税收收入。这表明,在中国现行的税收征管体制下,税收计划具有很强的指令性,是税务机关必须完成的任务底线。进一步深入到企业层面,本文发现当地方税务机关完成税收计划的压力较大时,企业税负显著上升;而当年初税收目标增长率较高时,这一情况更加严重。此外,地方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显著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税负,但是对地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揭示出,中央政府在运用税收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治理衰退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设计本身,还需要改革当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税收征管体制。     

分权时序与企业实际税负

中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陆续开展的行政“扩权强县”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存在着鲜明的时序差异，主要分为“先财后行”“先行后财”“并行分权”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分权时序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冲击存在差异，进而对辖区内企业实际税负产生非对称影响。为此，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先财后行”分权时序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加重了企业实际税负，而“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先财后行”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减轻，税收征管力度有所下降；“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增大，税收征管力度相应增强；“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财政压力相对不变，税收征管力度变化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分权时序、完善地方税体系、健全税收征管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规制对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从行业角度的研究较少。运用面板数据从行业的角度实证研究不同污染密集型行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行业差异,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对中度及轻度污染行业技术创新影响作用不显著,要充分保障环境规制给创新产业带来的应有收益,政府应引导创新动力不足行业的技术创新,同时,被规制行业应主动实行环境战略,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环境规制,这一结论为行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改进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来自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9-2013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结果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相比,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研究表明终极所有权结构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刻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交易者结构特征,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自利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显著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高管避税寻租动机,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增加避税成本,从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一影响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促进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这为后续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