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化流动、融入意愿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来自CHIP2013的证据北大核心

农民工举家外出并意图融入城市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和融入意愿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化流动和融入意愿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和融入意愿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两者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以及生活消费和住房等其他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即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需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如何解除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束缚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在经历两个重要转折点时,经济增长会受到结构性冲击.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的转折点冲击主要在供给侧,导致供给侧潜在增长率降低;总人口到达峰值的转折点冲击主要在需求侧,可能导致需求侧潜在增长率降低.后一转折点主要通过人口总量效应、年龄结构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对消费需求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由于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低,其获得的劳动收入下降十分迅速,因此,消费水平将随年龄增长而趋于萎缩.而且,由于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家庭养老均具有现收现付的性质,劳动年龄人口社保缴费负担重,消费有后顾之忧,在退休之前的年龄段上就出现消费减少的现象.扩大居民消费以保持总需求水平与供给侧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要求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加大再分配力度,以及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普惠性和保障水平.     

积累制社会保障对生育率的影响分析

社会保障水平的变化将通过影响家庭的预算收入及其时间配置,进而对生育率产生影响。在利他主义动机下探讨社会保障制度对生育率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基金制养老保险体制下,当个体具有向下利他主义动机且不存在遗产动机时,养老保险缴费率与生育率之间没有关系。     

农民工家庭城乡消费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东部9城市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东部9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结合生命周期一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考察了农民工家庭城乡消费的影响因素.总体来看,农民工家庭消费的3/4发生在城市,且城市消费比重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农民工家庭的城乡消费有着不同的决策机制,但都呈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均住房资产是影响城市消费的重要因素.     

中国家庭间接能源消费变化及不平等

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8年的CHIP数据,构建完全分解模型和不平等指数,分析我国家庭间接能源消费变化的驱动效应以及不平等程度。研究发现,家庭间接能源消费变化的驱动效应中消费结构和收入效应的贡献度较高,并且间接能源消费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平等程度有所缓解,基尼系数下降约2个百分点。进一步探究间接能源消费不平等缩小的原因,将基尼系数进行结构分解发现,间接能源消费分项支出的增加会缩小间接能源消费的差距;将泰尔指数进行分解发现,城乡间接能源消费差距略有扩大,但是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差距在缩小。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是否居住在城市、城镇化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影响间接能源消费差距的关键因素。     

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研究家庭老年照料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协同应对释放国民消费潜力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FPS2010、2016和2018年的家庭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加入交互项方法检验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老年照料会显著增加家庭消费总量，同时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但在高强度照料家庭中，促进作用会受到明显抑制，且不再有助于消费升级。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可靠。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照料会通过向下的代际转移对消费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从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而家庭老年照料导致的“收入惩罚”效应和健康风险提高则会对家庭消费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影响存在显著的收入、城乡和区域差异，对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有着显著影响。巩固家庭老年照料的基础地位、围绕家庭照料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有利于释放家庭消费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高强度照料、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应是政策的首要关注对象。     

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分布测度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跨省区城镇家庭调查数据,本文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与收入进行了不平等指数测度;采用适应性核密度估计与相对分布法模拟了两阶段城镇家庭消费的分布情况与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消费不平等程度高于收入不平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中高消费水平家庭比重不断增加,其中高消费家庭的比例增加更为显著,消费不平等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农民工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福州市长乐区352份问卷调查结果,从收入、消费观念、家庭因素、工作特征、工作环境、未来预期等方面分析影响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因素。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工作收入、消费观念、家庭因素、工作时长、是否拖欠工资对农民的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分析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探讨这些因素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论,针对农民工的收入、教育、合法权益、政府对其转移性支付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提高农民工消费水平。     

“全面二孩”背景下不同孩童结构的家庭消费支出差异研究——以ELES模型为工具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ELES模型对家庭各类消费支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整体来看，随着家庭孩童人数的增加，家庭基本消费需求不断提升，特别是二孩家庭。但受限于收入，二孩家庭的基本消费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收入提升对二孩家庭边际消费倾向的刺激效应最强，一孩家庭次之，无孩家庭最弱。具体来看，住房与教育培训基本需求不仅是促进二孩家庭基本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还是造成二孩家庭基本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主要成因。当收入提升后，二孩家庭会优先提高住房与教育培训的消费支出。此外，无论是二孩家庭，还是一孩家庭，抑或是无孩家庭，收入提升都会对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产生较强的促进效应。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关注住房、教育培训与交通通讯的价格变动，并对其进行适当调控以满足二孩家庭对这三类消费品的迫切需求。     

事故经历与家庭消费：“及时行乐”还是“数米而炊”？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事故经历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事故经历会使家庭消费不降反升，“及时行乐”效应为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事故经历对家庭享受和发展型消费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但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则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事故经历提升了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提高了来自亲友的转移性收入，最终实现消费增加；但结果并未印证预防性储蓄理论的猜想。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事故经历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且这种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减；不同类型的事故经历对消费也具有差异化影响；对于数字化水平较高、户主较年轻的家庭而言，事故经历的“及时行乐”效应更强。研究为解释家庭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维护家庭经济福利提供有益参考。     

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作为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微观实体,其健康状况将直接对其生产生活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本文使用2010-2020年CFPS的53461条个体层面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探究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自评健康对农户家庭总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身体质量指数与农户家庭总收入存在倒U型关系;教育人力资本和家庭医疗支出在健康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中发挥明显的中介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户家庭不同类型的收入影响效应不同,其中,自评健康对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最大。通过异质性分析得出,健康人力资本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此外,相对于做饭使用自来水的家庭来说,不使用自来水的家庭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更为关键。因此,在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应以系统思维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健全农村教育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实施差异化健康人力资本增收效应策略,从而夯实农民稳定增收长效机制的健康基石。     

养老保险降费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消费不平等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养老保险降费政策作为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可以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并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从而减缓消费不平等,推进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文章基于2012-2018年CFPS四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养老保险降费会显著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对于不同的消费不平等类型而言,养老保险降费均可减缓其不平等程度,但对发展型消费不平等的减缓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的研究检验了养老保险降费通过减缓家庭收入不平等进而减缓消费不平等的作用机制;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养老保险降费对户主年龄较小群体、家庭养老保险参保率较高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家庭不健康率较低群体的消费不平等有显著减缓效果。     

我国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评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制度是我国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收入再分配功能是养老保险制度最基本的功能之一,为此,本文基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际情况,分析其产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并采用统计模拟和精算方法,分别从利率、缴费年限和参保者寿命对我国三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改革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逆向收入转移效应,1997年改革方案具有较强的代内再分配效应,2005年的改革方案普遍提高了各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险待遇,但可能加重下一代养老负担。最后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使其更好地发挥收入再分配功能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文章探讨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东西部农村居民刚性消费和非刚性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健康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5年数据和DID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发现,缴纳养老保险并没有挤占家庭的当期消费,家庭在食物、旅游保健和耐用品上的支出参保前后差距不大,新农保对西部家庭消费影响没有预期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使用、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检验了学历水平的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检验两者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是否具有地区差异性,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旅游消费,但对东部地区家庭的促进效应最强,中部地区家庭次之,西部地区家庭最弱。学历水平在互联网使用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但对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家庭的中介效应更强,对中部地区家庭的中介效应最弱。政府应当加速互联网建设,充分发挥学历水平的中介效应,但需要关注地区之间的平衡性,避免产生地区间的失衡。     

城镇化进程中财产性收入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房屋拆迁的准自然实验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财产性收入占中国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房屋拆迁为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暂时的财产性收入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屋拆迁所带来的暂时的财产性收入增加会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中的耐用品消费,对日常消费总体没有显著影响,但边际消费倾向估计值仅为0.02 ～0.03.与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理论一致的是,农业户口、较低收入、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金融资产较少家庭的消费反应更大,其日常消费水平也有所提高.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增加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提升家庭消费能力,对低收入阶层福利改善尤为重要.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影响——基于家庭完整度视角的分析

我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体制,而农民工由于其特殊的身份长期生活在城市边缘,无法融入城市,现在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制约。根据已有研究我们发现,农民工的家庭化流动趋势已经出现,且家庭化农民工的生活更加问题,更加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所以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发布的流动人口动态数据集,利用OLS模型考察了农民工的个人收入以及各类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对于农民工家庭完整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个人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完整度的重要因素,医疗保险对东部城市农民工的家庭完整度有明显的影响,而在中西部城市没有;而养老保险对中西部城市农民工的家庭完整度有明显影响,但是对东部城市没有,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力、收入多样化与家庭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是增强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多样性从而促进消费升级;但这种作用受家庭内部数字金融能力的影响,并且表现出群体性差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显著提升了家庭消费升级,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数字金融能力在提升家庭总消费水平的同时,也推动着家庭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机制研究发现,收入多样化是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重要途经,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收入多样化水平越高其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力对农村地区、低收入水平和中西部地区家庭的消费升级影响更明显。     

收入分化、地位补偿与家庭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升级事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鲜有文献从地位补偿视角出发分析收入分化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文章构建了收入分化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广东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农户所面对的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越高，其平均消费水平就越低。农户为了补偿收入劣势所造成的负面情绪感知，会过度追求地位性消费，代价是挤出生存性消费。异质性检验表明，收入相对剥夺会明显提升低收入组农户的地位性消费比例，对其生存性消费的挤出效应也更为严重。在经济薄弱村庄，收入相对剥夺也会明显增加农户地位性消费并减少生存性消费，而开展移风易俗治理则可以缓解收入分化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扭曲。基于此，文章从拓宽农户财产性收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建设文明乡风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增强态势下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与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研究

影响消费需求变动的因素主要有消费者物质财富现期收入(Y.)、非物质财富现期收入(W.)、物质财富预期收入(Ye)、非物质财富预期收入(We)、持久收入(Yp)、消费倾向(MPC)等,而增强态势下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会对上述因素以及市场经济波动较大,影响消费需求,进而对消费需求产生效应.然而城乡居民消费能力通过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产生的影响,其大小又受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所依赖的家庭的财务规模、收支约束、家庭财务状况和市场稳定性等因素的制约.要让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的发展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达到推动的目的,就必须积极完善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体系建设,塑造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大力消除资金的膨胀障碍,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消费能力范围,竭力培育增强态势的城乡居民消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