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空气污染——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为了探寻现阶段加强交通基础设施能否提升城市空气质量,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居民效用、交通基础设施与空气污染的相互作用机理,并运用2000—2012年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反映样本城市地形特征的城市坡度指数作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估计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改善城市空气质量;通过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偏误后,改善作用更加明显,且大于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对空气污染的边际影响;与道路投资相比,道路面积的增长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应更好。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现阶段城市建设应该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举,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侧角度,寻找城市空气污染难题的解决思路,实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与充分发展。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报告》正式发布 报告显示,空气质量保护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我国空气污染防治政策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空气污染依然严重,没有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尤其是大城市空气污染有加重的趋势,说明空气污染防治政策创新不足,而主要污染源没有实现连续达标排放,则说明管理不到位。近日,《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发布,该报告是国内首次全面系统的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据介绍,报告基于公开可获得的数据,对"十一五"期间全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现状与变化趋势(2005年至2010年)进行了评估。指标包括二级及以上天数【标准     

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关系研究——基于全国73个主要城市的数据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空气质量和城镇化质量问题成为当前全民关注的焦点。基于《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对全国城市城镇化质量的评价结果和按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测度的全国73个主要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通过协调度计算公式计算二者的协调度,对73个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我国目前的空气质量问题不容乐观,绝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2)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化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73个城市的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总体上匹配良好;(3)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水平处于中度协调和勉强协调,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京津冀地区为圆心的环状分布,越接近圆心协调度越差;(4)空气质量指数和城镇化质量指数相关关系不强,7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匹配度较低。     

碳强度约束政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30个重点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准倍差法考察碳强度约束政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从制度差异角度探讨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的异质性,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的可靠性。结果显示:碳强度约束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空气污染浓度,改善城市空气质量,随着时间推移,碳强度约束政策的效果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意味着其短期效果明显,中长期效果可能面临不确定性;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受制于地区制度环境,政府质量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以及国有经济占比越低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越明显。     

空气质量指数(AQI)对中国股票市场影响的研究

空气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随着当代国民生活水平及空气质量的变化,我国开始高度重视自然资源空气并设立了空气质量指数AQI.本文采取线性回归模型,分析AQI与我国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并试图分析空气对人们情绪的影响是否会对股票市场的表现有明显的作用关系.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变与经济社会驱动机理

空气质量是影响人类健康和福祉的重要因素,但频发的雾霾已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和宜居城市建设,大气治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研究选取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的AQI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内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PCA—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甄别与测度空气质量影响因子,并尝试分析城市空气质量演变的经济社会驱动机理。结果表明: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AQI总体降低16.95%,空气质量趋于改善;季节差异显著,呈现典型的"单峰谷"特征;月度变化轨迹呈U型曲线,与"冬重夏轻"的季节特征相适应。空间趋势上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中间高两侧低的"中心—外围"结构,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城市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模式明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镇化、能源效率、交通压力、城市绿化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应从区域产业结构、城市管理水平、能源使用效率、环境经济政策等角度切入,强化雾霾治理的区域协调机制,推动研究区域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     

生活质量指数趋升 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堪忧——2014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报告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2014年继续对35个城市生活质量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略有提高,但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仍处于不满意区间,是拉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指数的最重要原因;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因素;35个城市的房价仍然预期上升,但上升幅度有所下降;客观社会经济指数显示,东部城市生活质量高于中西部城市,但是部分城市存在主客观指数的反差。     

媒体压力与空气质量改善

本文使用2014—2017年我国省级报纸对省份内地级市的空气污染报道数据,实证检验了媒体压力在促进空气质量改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媒体对污染报道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且这种改善的效果受污染报道发表报纸是否为省级党委机关报以及城市主政官员特征的影响。这意味着,媒体污染报道主要通过对政府官员形成的压力来促进地方政府进行污染治理、改善空气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治理投入的增加与工业污染排放的减少,是媒体压力促进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新时代我国舆论监督的作用机制以及更好发挥新闻媒体监督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国空气质量的时空变化及其城市群分布特征——兼论“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成效

聚焦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时段、空间和重点地区,本文探索了2015—2021年全国、七大地理区域、省域、城市群及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时空变化,论述了我国“十三五”时期以来空气污染治理成效。研究发现：“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大气环境质量取得了显著性、全局性改变;“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呈现大气环境质量时空格局相对稳定且持续改善的过程;19个重点城市群空气质量总体呈现动态改善情景特征,东部城市群AQI高于西部城市群,北方城市群AQI高于南方城市群,并呈现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重心的城市群“连片化”分布特征。优化提升类城市群的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总体上依次高于发展壮大类城市群和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太原市、石家庄市、开封市、郑州市、济南市、西安市、天津市等中心城市大气污染依然严重。本文建议“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应聚焦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地区冬春季大气污染防治,以87个环境空气PM_2.5浓度监测值超二级浓度限值的城市为重点,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东北地区、天山北坡等区域的城市群为攻坚目标,强化太原市、石家庄市、开封市、郑州市、济南市、西安市和天津市等中心城市...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空气质量吗——基于中国31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经验验证

基于库茨涅兹曲线,并考虑到各城市的内生因素的影响,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省会城市、直辖市的曲线只存在库茨涅兹曲线拐点后面的部分,且倾斜程度十分微小,即表明近十年内,我国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空气质量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改善程度十分有限,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气质量水平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最主要因素来自城市自身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业排放物。     

环保部公布上半年空气质量

7月31日,环保部发布了2013年6月份及上半年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京津冀地区城市上半年PM2．5平均浓度为115μg／m3,区域内所有城市均未达到PM2．5年均值二级标准。根据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评价,2013年上半年,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54．8％,超标天数比例为45．2％,其中轻度污染占25．4％,中度污染占9．5％,重度污染占7．5％,严重污染占2．8％。分地区看,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31．0％,     

基于泰尔指数的我国区域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分析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不平衡以及单一的金融政策,我国区域资金流动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对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利用泰尔指数对区域间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京津冀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文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京津冀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的协调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报告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现状与空气质量情况.通过构建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及Tobit回归分析法对京津冀城市群2014-2018年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相关数据进行考察,发现河北省各市整体经济发展和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偏低、耦合度普遍不高等问题,研究结论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产生积极影响,对工业化水平产生消极影响;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投入力度对于中部核心功能区和其它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产生不同的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实证分析了2003—2019年中国250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一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效应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能、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和促进创新创业三个途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减小效应也就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的范围为250公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越明显,越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城市化会恶化空气质量吗?——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验证据

空气污染分为产业公害型和城市生活型两种类型,前者因产业集聚而成,但可对污染进行集中处理,被称为"生产效应",后者因人口集聚而生,被称为"生活效应"。城市化是否恶化了空气质量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权衡。文章以11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在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Kaya恒等式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兴经济体城市化与空气污染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可以认为,城市化率为59%是城市化对空气污染影响由负变正的拐点,当城市化率低于59%时,城市化的"生产效应"大于"生活效应",城市化并不必然带来空气质量的恶化。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污染集中处理的"生产效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相应的环境支撑和保障。     

浅析室内装修后空气质量的影响与控制策略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与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加快,人们对室内装修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室内装修后的空气污染严重引起人们的不满,室内环境特别是室内空气污染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以及生活质量,室内装修后的空气质量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室内装修后的空气质量调查入手,阐述了装修后空气质量对人们身体及生活的影响,并对室内装修后空气质量的控制提出了几点看法和建议.     

湖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时空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湖北省17个城市2004—2013年的空气监测数据为基础,利用Daniel趋势检验、空间插值分析、面板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0年间湖北省城市空气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空气质量下降的城市有10个,并在月份上表现出"U型"特征,冬季的1月和12月份是空气污染最严重时期。其次,湖北省的城市空气污染存在一定的空间转移趋势,SO2的污染重心由鄂西的恩施州和宜昌等地区,逐步向荆州、宜昌以及鄂东南的黄石、鄂州转移;NO2和PM10的污染主要集中在个别受工业污染与城市汽车尾气排放影响比较突出的大中型城市,如武汉、宜昌、鄂州、黄石等地区。面板计量检验表明,建成区面积、汽车拥有量两个解释变量对空气环境有着显著的作用,SO2和综合空气质量指数与城市经济发展呈现"U型"曲线的变化趋势,空气污染依然严峻。因而,严格控制城市规模、有序地进行城市建设和汽车尾气污染治理是当前湖北省城市空气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产业结构调整、工业污染减排的大背景下,未来需优化区域产业布局、落实涉气建设项目环评区域限批、加强区域联防联控。     

特征价格模型下的清洁空气支付意愿研究——基于北京市居民满意度分析

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清洁空气已成为人们追求宜居环境的必要条件。论文利用空气污染、居民满意度、住宅特征等多源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探讨空气污染与满意度的关系,进而以特征价格模型测算空气质量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并构建清洁空气支付意愿曲线和空气污染价值损失曲线。结论如下：（1）不同人群对居住地空气质量的满意度存在差异。（2）空气质量对住宅价格有显著影响,客观感知在解释房价变化规律上更有说服力。（3）居民愿意为清洁空气平均支付124.36元的费用,以PM2.5浓度为代表的空气污染导致小区房价损失平均为2.03元。在空气质量较好地区,人们对清洁空气支付意愿提升更高,而在空气污染较为严重地区,人们对空气污染的敏感性相对降低。     

城市空气质量的数学评价

本文将模糊数学理论运用于对空气质量的综合评价之中，构建出对城市空气质量进行模糊评价的数理经济模型。     

城市可持续性指数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的、全面的城市可持续性指数指标体系,并将"软创新"的理念纳入该指标体系中。基于所构建的中国城市可持续性指数,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了影响我国城市可持续性指数的主因子,并对选取的36个城市的城市可持续性指数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以期发现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对中国城市可持续性指数提升的重要贡献。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创意因素对于提升中国城市可持续性指数至关重要;将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有机融合,是提升中国城市可持续性指数最为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