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随着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取得了显著成就。纵观历史上的大国外交,其理论基础或仅为职业外交官的行为指南,或服务于殖民扩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弥合大国外交的权力优势与外交规范的价值吁求之间的鸿沟、走出一条大国外交理论的构建之路是构建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的重要任务。然而,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的既有研究对解释性理论与构成性理论不加区分,出现了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等问题。作者在梳理与反思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学理基础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指导思想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构成性理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在解释实践方面,共同体理论作为解释性理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学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华文明天下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思索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法演变史为理解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改善和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一条法律的途径。中国与亚非国家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国际法的进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战后新兴国家对新型国际关系法律基础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西方特色的国际法知识进行了概要的回顾,进而对当代国际法酝酿的变革机遇进行了分析,最后立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中国的国际法文化资源以及和平共处国际法理论体系建设提出展望。作者认为,和平共处国际法理论是新中国立足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基础上,顺应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和国际新秩序的大义所向,在与其他国家共同探索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的,并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共性的国际法知识体系,它与联合国所致力建设的国际和平目标也是一致和相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价值体系和国际社会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共同引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和谐共生道路的基本价值准则。     

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北大核心CSSCISSCI

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构建了稳定的关系结构与秩序,至近代,由于中国的衰落,传统的关系与秩序崩塌。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百年衰落的下行线,开始逐步重建周边关系与秩序,但长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周边为基础的区域观并没有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采取新的措施逐步与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形成愈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利用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地区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并且在调整中构建新的地区发展和安全秩序。对中国来说,构建秩序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取霸权,也不是要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而是为了一个稳定、和平、合作、发展的地缘区域综合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开始回归,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构建新周边关系与秩序的重要载体。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周边地区秩序的变化要放在历史转变长进程中来认识和考察。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3年以来,美国官方开始逐渐接受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因此,尽快提出符合中国利益、又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新型大国关系具体实践路径就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美首脑会晤中提出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内涵,可以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条路径的起点。"不对抗、不冲突"是低层目标,在这一层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有相当基础,提升关系的路径是维护和加强中美现存的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相互尊重"是中层目标,即中美两国彼此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实现路径是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中间点,逐步推进,增加信心,但不奢求建立高水平信任;"合作共赢"是高层目标,应设定在中美合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上,实现路径可以是两国共同维护、改革和建设国际制度。综合来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冷静管理双边、建设国际制度"。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近中期看,需要依靠现实主义对中美双边关系的清醒认识、现实心态与精心管控;从中长期看,则需要两国超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束缚。     

习近平外交思想析论北大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对外工作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思想因应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等时代条件,以“十个坚持”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主要路径和根本保障等重大问题,展现出倡导持久和平、推动持续发展、促进平等合作和实现互利共赢等鲜明特性。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化了我党对新型大国外交的规律性认识,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重要贡献。     

中国“六大全球倡议”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倡议是现阶段实现人类繁荣发展的中国式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探索。“六大全球倡议”是呼应现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现实需要的根本举措,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新秩序合作为平台,是塑造各国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新示范;全球发展倡议以提升“发展”议题为目标,是塑造各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新遵循;全球安全倡议以消除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为规范,是塑造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的新思路;全球文明倡议以打破西方文明迷思为前提,是塑造多样文明共同互鉴的新观念;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凝聚共识为基础,是塑造科技发展共同治理的新尝试。中国“六大全球倡议”从多个领域共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并提出未来的发展举措。     

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一些有独特性、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包括:"发展"、"主权"、"责任"三大目标的相辅相成;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变局下的巨大进步,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     

国际关系中的共同体与共同体主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共同体是一个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中引渡来的概念,国际关系中的共同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能维持持续收益增量的正式的联合关系,体现为组织与意义的力量存在。作者从权力、经济利益增量及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来分析共同体形成的动力,而作为一种基于发展的国家区域联合战略的共同体主义,有其固有的适用范围,从而为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共同体现象提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     

中国外交分权体系下的议会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议会外交的兴起打破了由行政机关垄断外交权力的结构,创造了一种对外交往的新范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进行的国际交往也属于议会外交的范畴,但与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衡式的议会外交有显著差异。对于中国议会外交的研究,应将其放置在外交分权体系之中,侧重对于总体外交下全国人大的外交地位的研究,并总结中国议会外交的策略与方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外交分权体系表现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相结合的"外交双重权力格局"。议会外交既是最高国家权力的直接运行,也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总体外交的重要环节。在全国人大内部的职责分工上,"一院双层"的宪制构造使得议会外交的职能集中于常委会层面,并且建立了制度化的内外分工协作机制。在开展议会外交过程中,全国人大逐步明确了议会外交的目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策略方式,以服务于总体外交、促进经济发展并提升人大自身工作。现有外交分权体系确定了议会外交的制度空间,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则为规范外交分权体系、廓清议会外交的权力边界提供了制度契机。     

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九一一事件以及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引发了欧美学者对公共外交缺位及其复位后能否奏效的深层动因的考察,并由此带动了学术界对全球化时代新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新公共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强调行为主体多元化,并且更多聚焦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和职能;关注以Web2.0为代表的社会媒体活跃所引发的海量信息生成及其为公共外交专业工作人员带来的严峻挑战;强调公共外交与国内公共事务相一致原则,淡化传统公共外交信息传递"内外有别"的传统套路;关注对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考察,其中,公共外交的目标能否与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相一致,公共外交的主管部门在官僚机构中的角色定位成为关乎公共外交成败的核心要素。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势必在全球新公共外交的宏观语境下进行,为此,作者挖掘新公共外交的内涵,透视其发展态势,以期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提供更多的发展思路。     

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外交决策研究方法北大核心CSSCISSCI

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分析美国外交决策的方法是理性行为者方法,这与当时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对理性的重视有关。1962年艾利森和霍尔珀林的《决策的本质》一书问世,带来了决策理论中的变革。1972年他们二人又在论文中正式提出了对理性行为者模式的替代方法——官僚政治模式。他们认为,理性行为者模式把政府组织的和政治的复杂性简化成为一个单一的行为者,而忽略了官僚体制的存在。事实上,政府并不是统一的、理性的计算单位,而是由那些具有不同利益、持不同政策观点的组织和个人所组成,它们之间相互竞争以影响决策。政府决策是集团的博弈,而不是个人的活动;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智力和理性过程。作者还阐述了官僚政治模式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对它的批评与修正以及美国总统权力与官僚政治的关系等,其结论是,与决策理论中的其他方法相比,官僚政治模式是更适用于分析美国外交决策的方法。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北大核心CSSCISSCI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式微折射了后西方时代的来临,也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问题推上了历史的前台。然而,直至今日尚不存在系统、完善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一问题本质上涉及中国的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大背景,因此不仅要从学科建设等硬环境中探寻对策,更要从中式文化传统中追溯求解。一方面,中华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学习型文化、多样性文化,加之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特征,阻碍了中国产生西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天下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以及和谐理念等均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内核。随着中国崛起从器物、制度层面向精神层面推进,中国有望通过塑造"全球中国"身份,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构建起超越西方自身的理论体系。在西方世界危机重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面临深刻自我反思的今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正在开启。其内涵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其路径是复兴中华原生文明,包容西方文明,引领人类文明创新。     

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北大核心CSSCISSCI

面对国际政治的转型以及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中国在外交观念与实践领域正在发生悄悄的革命。文中的中国外交新思维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中逐步形成的主张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的理念。中国新外交则是指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实践。中国新外交的结果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个“自由中国”的出现,“自由中国”表现在:中国对主权的新理解与调整,中国独特的多边制度治理结构,社会性因素在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因为参与多边制度而带来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化与社会化。“自由中国”的兴起,将对未来东亚国际治理乃至世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具有四个要素:冲突的和动态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作者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一些作品和世界体系论、依附论以及考克斯、海默等人的理论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以这四个要素为共性的。据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应在坚持国际关系矛盾性与冲突性的同时,避免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简单的激进主义;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具体的国际生产活动对国际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强调经济主义;从理论上深入地探讨国际伦理与世界正义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批判现有的世界秩序。     

非传统外交：外交社会化及其后果北大核心CSSCISSCI

外交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工具,自从有了国家,就建立了外交制度。自18世纪以来,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共同努力下,由职业外交官垄断外交事务成为传统外交的主导范式。然而,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社会因素的崛起,外交社会化成为20世纪以来世界外交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国内外学术界对外交社会化也做出了各种回应。根据它们对外交转型的态度划分,形成了传统学派、新生学派和改良学派三个学派。不过,所有对外交社会化的解释均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过于关注某一力量中心对外交社会化的中观和微观影响,缺乏对宏观和系统外交转型的研究。如果将多种社会力量的外交参与综合起来,就会发现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外交的非传统外交,如何统筹协调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将成为各国外交面临的重要任务。置身于世界外交社会化的大潮中,中国应积极进行顶层设计,建设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比翼齐飞的总体外交格局。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宗教问题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宗教领域的公共外交因此也日益成为中国传递自身宗教真实信息,促进与国外民众沟通和对话,塑造国家宗教形象,增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各种宗教对外交流活动以及制度性交流平台,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而宗教无论作为中国社会还是对外关系的资源都有待充分开发。要实现从宗教资源大国到宗教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还面临漫长的道路。作者指出,目前教(会)、学、政三界构成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了宗教界躬行践履、学术界建言献策、政界统筹协调的基本分工格局,而三界的资源整合、通力协作和良性互动将有力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开展。     

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越来越需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来保障自身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于是金融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逐渐在中国兴起。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在全球层次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主张改革既有国际金融体系;在区域层次上,中国大力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以构建东亚区域金融秩序;在双边层次上,中国通过与部分友好国家和关键国家加强双边货币互换和推进本币结算来减少美元依赖、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在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外交体现出一些新特点:在目标上,体现出改革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以欧洲和欧元为次中心的既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抱负;在手段上,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制度化平台来表达中国立场;在对象上,中国金融外交着眼于新兴国家和周边国家;而在执行主体上,中国逐渐加强金融外交的国内制度基础,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金融外交决策体系,从而保障了金融外交的执行。金融外交构成了中国外交过去四年来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领域。     

中国能源安全的对冲战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通过引入对冲概念和风险管理理论,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该框架涵盖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研究中的传统战略和市场研究途径所没有涉及的一些复杂性。这种分析视能源对冲为一个具有自反性和或然性的战略,它同时包含了合作、竞争、摩擦、潜在的冲突和旨在使风险最小化及应对紧急状况等因素。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并考察"战略"与"市场"的分析途径,作者认为,中国能源安全研究应超越这些传统研究途径,安全化框架是理解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有效工具,但在解释中国能源安全政策时也存在局限。对冲概念与风险管理理论为理解中国能源安全政策提供一个更加透彻的视角。     

从认知的视角讨论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目标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外交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知,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在设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认识必须参考他者认识,内向思考与外向思考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利益出发得出合乎客观的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具体体现为关于发展目标、政治目标、安全目标和文化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国家利益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作为一种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种价值选择,它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客观环境、自身国力的主观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