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分析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导致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本文依据固定效应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为实证方法,样本为沪深A股2011至2020十年间上市公司数据,对公司影子银行化规模与其创新投资水平进行了探究分析,并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探究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影响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抑制了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融资约束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影响了经营绩效吗?

以2003—2018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实证分析非金融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对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子银行化行为会抑制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会降低该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这种抑制效应会因产权属性、融资约束的不同而不同,即国有企业的影子银行化业务对企业主营业务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强,而融资约束越强的企业其影子银行化业务对企业主营业务发展的抑制效应更明显.     

中国银行业竞争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事实,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视角探究银行竞争如何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以2003—2019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银行竞争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以放松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为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计量结果为识别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效应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弱化“信贷扭曲”和“监管套利”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和投资机会较少的样本中尤为明显。     

政策连续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

基于2006-2017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政策连续性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抑制社会责任承担行为,且这种效应在市场套利动机强、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外部融资能力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政策连续性程度提高会减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本文提出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增强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经营风险的调节效应检验

基于2011-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观测数据,本文使用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研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SB）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经营风险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时序区间内,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整体上看,通过降低非金融企业的经营风险,可以显著减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会因企业所有者性质、所属行业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国有性质的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会略强于非国有企业,对制造业的抑制作用强于非制造业。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实物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检验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回报率差距逐渐扩大,套利动机驱使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从事具有高额回报的影子银行业务,然而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可能会影响其主营业务发展.鉴于此,本文选取2010-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实物资本投资在其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存在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实物资本投资减少→主营绩效下降的传导机制.本文的研究可以为规范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提供一定参考,引导企业资金合理配置,并对政府制定振兴实体经济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用自己的钱还是用别人的钱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创新的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对创新融资存在显著的选择偏好?本文利用2006～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1)内源融资、外源融资对公司创新投资均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外源融资对创新投资的促进效应大于内源融资。(2)进一步考察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政府补助三种外源融资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可以发现,政府补助最能够显著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投资,股权融资的影响次之,债权融资则不明显。(3)政府补助对债权融资与公司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政府补助可以"刺激"上市公司通过债权融资提高公司创新投资。本文对中国上市公司创新融资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金融科技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基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视角

摘要：后疫情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但金融科技也会加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倒“U”型关系;金融科技的发展会提高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水平,从而降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金融科技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为了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应引导金融科技健康发展,深化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强化非金融企业主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期间受到疫情频发、保护主义兴起等各种因素的阻碍,无形中加重了实体企业稳健运营的压力。金融市场发展始终致力于缓解实体企业困境,而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排斥的经济阶段是否引致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出现错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通过研究2010—2021年我国A股企业数据（剔除金融与房地产企业）,并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比重作为调节变量检验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机理。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内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外源融资的增加会削弱实体经济的增长;企业金融化水平对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强化了企业内源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削弱外源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我国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发挥了较大的“蓄水池”效应,在优化企业债务结构与提高安全边际的同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显著降低了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具体表现为业绩预告准确性和精确度的下降。机制检验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通过提高企业业绩波动、增强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两种渠道恶化业绩预告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未采用“四大”事务所审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规范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加强监管部门及外部力量对管理层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督以及引导投资者辩证看待管理层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影子银行影响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风险研究

伴随着经济发展,非金融机构业务扩张,影子银行日益膨胀,游离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外。影子银行拥有不完全信息高地优势,影响了信贷合约的性质,提高了非均衡配给的概率,使企业内源性融资和外源融资成本出现差异[1]。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融资难、融资贵现象越演越烈,很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间目标及政策目标作一探讨。     

股权结构影响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影子银行活动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背景,理论推演股权结构与影子银行活动之间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数据,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影子银行活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非金融上市公司影子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本文的结论与提出的研究假设相一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联盟程度与影子银行活动负相关,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第一大股东相比第二到第十大股东在股权结构上具有绝对优势,其与影子银行活动负相关的显著性更强,股权分散性与影子银行活动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对影子银行活动存在监督效应。     

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现金流风险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和规模都存在抑制作用。分行业发现,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更为显著。另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的不同会导致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不同,高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结果为企业金融化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美国货币政策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吗？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异常充裕,对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文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美国影子利率数据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美国影子利率的降低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进一步地,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控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过程中,除要考虑国内因素外,也应高度重视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投资替代、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企业经营绩效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且实体经济下行严重,尤其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许多企业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影子银行业务中,谋求高额收益.本文的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固定资产收益率的关系,以及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结果 表明,固定资产收益率越低,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越大,经营绩效越低.     

资管新规下我国社会融资结构转型研究

资管新规在影响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社会融资结构造成了一定冲击。本文就资管新规的颁布对社会融资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借鉴世界主要国家融资结构的经验,建议我国应处理好表内融资、直接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结构关系,包括把握银行贷款整体规模、完善银行贷款结构,不断提升直接融资规模、优化直接融资结构,积极推动影子银行转型、充分发挥影子银行的融资功能等。     

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信贷资源多维错配与金融稳定

本文聚焦我国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信贷资源多维度错配为切入点，选取2006-2020年省（区、市）际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表明，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对金融稳定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信贷资源企业所有制、规模和活性三类错配对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以山东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为样本,采用统计分析、计量模型等方法,从企业角度探讨了不同生命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融资结构呈现出先内后外、由股权融资向债权融资的阶段性特征。企业融资结构与其偿债能力、规模大小及成长性显著相关;股权融资对改善企业的间接融资环境有明显帮助,股权融资与贷款融资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股权融资有助于降低企业贷款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