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领域规则互动与全球治理有效性

跨领域规则互动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全球治理不同领域的核心国际规则之间密切关联，在特定议题上存在互动，对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不同领域规则对同一议题的目标一致性和内容一致性程度，跨领域规则互动可分为协同型、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四类。在测量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即输出、行为和结果方面，不同类型的跨领域规则互动对特定问题的全球治理有效性产生了不同影响，由此形成一个跨领域规则互动影响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分析框架。根据该框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药品可及性、气候友好技术转让和转基因产品贸易四个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一般性结论：协同型互动是构建全球治理有机体系、提升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最佳规则互动方式，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正面作用总体上依次减弱；协同型跨领域规则互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并不多见，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较为普遍。这就指明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全球治理有效性提升的一条重要路径，即构建跨领域协同互动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然而，跨领域规则互动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非线性和因果性的，作者尝试对复杂的经验现实进行系统梳理，剖析规则互动影响治理有效性的复杂机制，期冀...     

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脱胎于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体系,现在面临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崛起、国际金融危机引发新的全球性问题等多方面的挑战。未来五到十年,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改革的需求将前所未有地强烈。尽管可能遭遇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中的"二把手困境",但中国仍然面临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为了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层面的全球治理,本文将与全球治理有关的国际规则分为三类:一是现行主要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主要是指包括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在内的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治理机制;二是正在演进中或可能发生重大变革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是指一些发达国家主导或与新兴国家共同主导的,新兴以及通过变革将具备潜在的世界性影响的国际治理机制;三是未来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体制与规则,指目前影响力有限,主要由新兴国家倡建和参与,未来发展前景向好的新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作者提出了中国参与应遵循的原则,分别是权责相适原则、利益包容原则和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     

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

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的路径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国际贸易新规则的特点有:超越了现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为未来形成WTO2.0版奠定了基础;回应了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制度的需求;从负向一体化原则转向正向一体化原则;发达国家力图成为新贸易规则的主导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规范和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构建为中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地位及国内经济改革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     

亚投行威胁全球治理体系

2015年4月初,美国谴责英国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投行(AIIB)一事,引发了人们对长年伴随政策制定者及经济学家的一系列问题的关注:谁在主管全球经济治理?谁制定并管理规则?规则的制定该由多国参与吗?停滞的进步中国对部分国家发放贷款备受争议;关于亚投行发展方向及各参与国所起作用的问题广受关注。但是,美国对这一新机构以及中国在其中所扮演角色所持的     

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

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时,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借鉴和吸收了现有研究成果,整合了对国家崛起、制度变迁和结构转型的理解,在接受"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和"制度是非中性的"等基本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与利益均衡,并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存在和持续的合法性根基,从而使得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由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结构,制度变迁以及新的制度框架中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构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发生结构转型,因此,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路径、动力和效能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该框架下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为核心制度安排，协调和规范国际社会的政策和行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发生了从中心化治理到去中心化治理的重要变迁。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构建路径、动力和效能三维分析框架，论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具体而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路径是制度复制和制度替代的混合体，这一变迁受到国际能源革命及全球经济危机外部冲击和公约缔约方能动性的共同作用，并将推进全球碳中和进程，引发国际投资贸易流向改变和气候变化治理制度性领导权及规则制定权博弈。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博弈与中国因应——基于制度型开放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制度规则因素则成为影响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美西方国家凭借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的领先优势,推行以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数字贸易规则,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得。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与发达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制度规则博弈加剧,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因数字贸易水平差异形成的制度规则障碍,我国数字企业数据合规与跨境治理能力弱,“南方国家”规则自主性不高的反作用,以及数字贸易壁垒抑制效应凸显等。要在制度型开放引领下,增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融合与引领能力,提升数字贸易企业数据合规与治理能力,推进国内数字贸易规则完善升级,推动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构建中国数字贸易的新质技术,加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为国际数字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新形势下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困局与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呈现出一种困局：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都试图抢占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主导权;另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疫情的叠加,再加上俄乌冲突等新因素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内部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因此,全球气候治理困局中的主要矛盾与焦点可以归因于两个层面：全球层面的责任分担与国家层面的利益分歧。从发展趋势来说,中美气候合作更多是竞争性大于合作性,而中欧气候合作则是合作性大于竞争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需要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和平台中积极发挥作用,更应当发挥中国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并通过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以制度型开放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与战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美欧危机的相继爆发,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实力和愿景愈加增强。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在2008-2015年全球经济增量中贡献率高达69.48%,金砖峰会也成为务实合作的新平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标志着金砖合作进一步深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对金砖国家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金砖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过程中,一是要立足本国发展要求,做实金砖合作;二是要在G20框架内,防止逆全球化进一步蔓延;三是存量改革与增量创新并重,渐进式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进程。     

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本质上,国际制度反映的是国际行为体的利益博弈与诉求。由于制度是非中性的,不同利益主体在同一制度框架中的收益却不相同。当今时代的全球治理是一个制度网络体系,而现行最主要的、影响力最大的全球治理机制都是在发达国家(集团)的主导下建立的,因此发达经济体是现行全球治理的既得利益者,分享全球治理最大份额的收益,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其中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减少全球治理非中性带来的不利影响,金砖国家走到了一起并建立了新的合作机制,以推动世界格局从传统的统治与服从的强权型特征向符合时代要求的平等参与和互利共赢的民主型特征转化。同样,由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非中性,不同的行为体从金砖国家合作中获取的收益也会不同,这甚至可能带来部分行为体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为此,金砖国家合作应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积极探索"BRICS+N"等新的开放性的合作模式,最大限度地包容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关切,推动国际制度规则体系的渐进变迁,以尽可能地减少因世界格局的剧烈转换带来的冲击。     

G20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与中国的对策

G20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全球治理平台,对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主要体现在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等三个当面。中国应积极利用G20全球治理平台,在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增强引领规则制定的能力;注重人才梯队培养,加强国际经贸人才队伍建设。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政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在分析不同国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行为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力图借鉴公共政策过程理论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国际规则形成的过程,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简称《公约》)作为分析对象,在运用政策过程分析框架解构该公约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重点解释了《公约》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问题:其一,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问题没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解决,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平台上发展为国际公约。其二,"文化多样性"理念在21世纪初得到各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公约》自2007年开放缔约以来,各国政府的缔约和履约情况却不理想。研究发现,政府的高参与意愿以及在国际组织的运作能力促使文化多样性议题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议程设置平台;部分政府本土政策环境不佳导致《公约》内容制定趋于抽象;本土官僚机构统筹协作能力欠缺则影响了《公约》的实施效果。这启示中国政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时,既要认识到参与意愿在议程设置阶段的重要性,也要致力于提高政府能力从而使规则内容制定和实施真正对国家有益。     

区域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变化、成因及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北大核心

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原则,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被认可。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投资大国,具备了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实践基础,而全球投资治理的碎片化状态则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空间。《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的通过为全球投资治理建立了指引框架,RCEP、CAI和CPTPP三个大型区域IIAs体现了未来国际投资规则趋势。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即为:一方面,对接RCEP、CAI和CPTPP等投资协定,持续推动投资自由化,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国内投资治理;另一方面,将国内投资治理形成的经验转化为符合全球规则的投资争端解决预防、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机制,通过区域合作平台形成共享经验,推动全球投资治理逐步完善。     

平台经济全球监管动向与市场竞争取向

近年来,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以及信息技术革命深化,全球数字经济监管日趋平稳,从高强度反垄断逐渐转向制定基础规则,以推动平台间的市场化竞争。各国和各地区相关政策动向主要包括定向规范大型平台监管、完善数据治理与加强数据监管机构改革、借助社会自发力量减少重要关切问题分歧、采取保护主义举措与加强产业链区域协同、完善科技伦理制度。全球还涌现出了对数字产品和服务做出监管认证标识、数据信托和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等新的监管做法。研究全球平台经济监管趋势和国际动向,对中国规范新业态新模式监管、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以市场化方式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动力、对平台进行分类和专业化监管、将反垄断与行业规制有效结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数字经济监管体系等。     

TPP与TTIP浪潮下全球贸易规则重塑问题

近几年,美国在全球掀起TPP与TTIP浪潮,旨在打造所谓新型、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并借此机会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TPP与TTIP中一些贸易规则的新规定无疑会对非成员国间乃至全球的贸易规则带来一定的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但却不能决定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塑。在美国力推TPP与TTIP浪潮背景下,中国相关的FTA进程存在很多问题,从而会削弱中国在全球中的竞争地位,因此,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美国力推TPP与TTIP浪潮的原因与目的及其对全球贸易规则重塑的影响,并给出了此背景下中国的应对措施。     

国际经济规则的实施机制

依照约束程度的差异,我们把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划分为三种类型:强制约束型、协商约束型与自愿约束型。这些规则的实施结果取决于不同的机制:强制型规则的实施取决于超国家的裁决机制;协商型规则的实施取决于国家信誉和报复机制;自愿约束型规则的实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论哪一种实施机制,由于不同国家参与规则实施的能力存在差异,其实施结果必然有利于大国。弄清各种国际经济规则的实施机制,对于深入理解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做出的"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等正确判断,具有深刻意义。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规则的重建之道

随着人口流失、共识消解以及秩序失范等乡村社会问题不断加剧,原有的乡村治理规则备受考验,并逐渐陷入了一种失语困境,即内生性规则的认同离散与效力式微、建构性规则的文本缺失与执行异化、规则之间的立场对峙与价值分歧。"三治融合"背景之下,其内含的规则理性日益凸显,表现为以公共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以有效性为核心的工具理性以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重建乡村治理规则必须从达成公共规则共识、重构治理规则体系、重塑规则规制效力等方面入手,进而契合"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逆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治理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及“美国优先”的宣扬,意在打击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经济及其产业发展,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治理秩序,是“逆全球化”的新表现。“逆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治理困境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当前国际金融治理理念、治理规则、治理主体以及治理领域存在一定的阙如,应从树立“互利共赢”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架构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软法供给等多方面着力,以改变当下全球金融治理的不利局面。     

蚍蜉撼树抑或聚沙成塔——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传统安全治理的路径差异

冷战结束后，国际非政府组织虽然广泛参与了全球传统安全治理进程并发挥了不同作用，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路径存在显著的差异。相关研究主要从组织绩效、治理方式与议题属性三方面对全球传统安全治理进行了分析。基于组织能力和治理空间两个变量，作者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传统安全治理的路径差异进行了案例对比与分析。组织能力主要受组织资源与组织分歧度的影响，而治理空间主要由议题的紧迫度与主导国的意愿所决定。受组织能力和治理空间的影响，协同型治理、说服型治理、竞争型治理和依附型治理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传统安全治理时选择的四种不同路径。冷战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冲突中参与治理的权益保护、常规军控、和平建设与核军控四个案例可以检验文章提出的理论假设。随着全球安全议题的不断增加，全球安全治理也亟须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在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实时，既要与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又应关注和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多重作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多元发展。     

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规则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越来越强,因而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关注规则的形成机制。作者从国际经济规则的外部性与非中性(non-neutral)出发,分析了规则制定权的收益来源、一国对规则制定过程影响力的决定因素以及规则形成的具体机制,从而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霸主,美国仍然主导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过程,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