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视阈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人的发展是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的核心。文章从人的发展视角出发,构建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交互项共同影响城镇化的面板数据模型,选取2005—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样本,实证分析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人的发展三者的关系以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存在并且与城镇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良性互动进而促进城镇化发展。     

低碳城镇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及保障体系构建

增强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核心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就是要保障和实现充分就业。低碳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由之路,低碳城镇化对就业的保障应该更具公平性并且按照就近原则来推进。文章认为,在低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促进就业增长和提升就业质量,必须优化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与发展模式,扩大就业空间;建立健全劳动力教育培训制度,培养适应低碳产业发展需求的劳动者,提高劳动者就业竞争力;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社会就业公平性。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

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过程。现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更多是关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规制基础上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了2003-2018年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在不考虑科技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先抑制、后促进。第二,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末端治理,即为治污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为先抑制、后促进;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过程治理,即为生产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之间不再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始终为促进作用。第三,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治污科技创新和生产科技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生产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和显著;而治污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环境规制的强度达到一定强度为前提。基于以上研究,本文...     

广西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形势分析

正新型城镇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拉动就业的巨大推动力。新型城镇化通过以产业为代表的物质要素和人口为代表的生产力要素的集聚,影响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总量的供求结构、就业人员分布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而就业增长反过来不断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广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直     

人力资本、创新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基于2003—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加入中介效应的SYS-GMM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中介效应并未显现,但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改善新型城镇化质量。总体上,户籍制度创新、土地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户籍制度创新、土地制度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制度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因此,应持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因地制宜出台创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政策,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作为理论内核,突出强调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视,实现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城乡一体的协调和可持续,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新型城镇化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拓展文化空间、保障生态安全和提升人力资本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城乡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筹措上采取必要措施。     

企业价值链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从技术创新和企业价值链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7年到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从技术创新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应用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对大企业、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而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结合企业价值链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的应用也均通过技术创新显著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市场营销智能化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大一些,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对于价值链为生产者驱动型的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环节的人工智能应用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价值链为购买者驱动型的产业,市场营销智能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这也主要是因为市场营销智能化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部门要着力构建促进企业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同时针对不同产业领域企业智能化转型需求的重点,分行业出台企业智能化转型指导方案。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分析

基于2002—2019年湖南省各市州相关指标,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测度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旅游经济空间依赖性及新型城镇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各市州城镇化进程表现为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和收敛性,且这种趋势正处于加速阶段.湖南省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表现为两头稳定、中间波动,以及不收敛-收敛的时间变化特征.湖南省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城镇化率对当地旅游经济均有较强的区域内溢出效应,且区域城镇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处于"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阶段.地理距离因素减弱了城镇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而经济因素则强化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门槛特征与行业异质性

利用全国30个省区市2003—2019年的相关数据，从非线性和行业异质性视角，综合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存在显著的单门槛特征，当城市化水平超过54%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增加；分行业来看，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影响最小。最后，根据上述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意见，以使生产性服务业发挥潜力，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制造业作为一个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其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如何促进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是当今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中国30个（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省份2006—2021年的统计资料,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具有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当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门槛效应才开始显著,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过低时,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较小。     

西藏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差异性选择

目前西藏在城镇规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经济水平、城镇化认识水平以及城镇化战略实施等方面,都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城镇化发展缓慢滞后。因此,在国家加快推进新型化进程的宏观背景下,西藏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战略,对提高西藏整体城镇化水平,促进西藏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西藏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特殊环境着手,分析了西藏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西藏新型城镇化应根据自身现实基础,选择差异性的发展战略,重视西藏特色产业培育,科学合理规划城镇体系,推进农牧人口适度市民化,走高效、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变迁:发展趋势与政策应对

从历史视角看,第一产业制度变革为劳动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条件;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促进了沿海制造业的崛起,各类开发区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从当前来看,三次产业就业占比相对接近,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容纳就业第一大产业;省级数据显示,城镇化率与就业的产业结构之间初步呈现现代经济特征.实现有就业的城镇化面临的挑战是,农业对劳动力转移的推力显露疲态,第二产业中的重工业比重偏高,制造业升级不足.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都严重滞后,非正式就业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重大考验.有利条件是,中国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持续提升,城镇化发展对城市就业压力会相对减轻,服务业容纳就业人口的潜力巨大,实施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状况总体是乐观的,中国城镇化就业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非正式就业.     

中国地区就业增长的集聚效应: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就业供需和地区基本特征,结合外部性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包含本地效应、邻近效应、滞后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地区就业集聚经济效应的综合分析框架及计量模型,采用面板IV-GMM探讨了2004-2014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多维集聚效应对地区就业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本地效应和邻近效应共同决定了本地外部性规模;多样化产业结构效应和恶化的就业基础环境抑制了地区就业增长,而高质化人力资本和完善的就业公共服务则促进了地区就业增长;显著的滞后效应表明空间目标和区域协调促进了就业增长政策的效用最大化。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城镇化战略是“十一五”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对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我国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建立反映城镇化水平和消费增长动态关系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累积效应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累积效应，并且正向拉动效应的持续时间更长也更稳定。因此，在采用城镇化战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扩大内需的政策选择上，应克服短期行为，采用长期的战略以保证农民收入增加，才能有效地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     

上海市就业变动的实证分析——基于VAR模型

文章运用协整检验模型、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等实证方法对上海市就业弹性系数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生产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就业弹性系数上升,促进了上海市就业增加。近年来经济增长及第二产业的发展逐渐进入了稳态,对促进就业的效应出现了边际递减,资本投入的增加对劳动力产生替代,影响了就业的稳定性;长期趋势来看,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强于二产业,产业结构变动的就业创造效应会增强。     

我国技术创新对就业弹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就业是我国最大的民生问题。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对就业弹性的影响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假设建立了技术创新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模型，然后将通过回归分析探讨了技术创新对就业弹性影响的作用机理，最后得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促进就业、提高就业弹性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创造新行业。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城镇化、FDI与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3-2014年全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模型,从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出发,实证分析城镇化与FDI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全国层面上城镇化水平对居民消费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不同地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有明显差异;FDI对居民消费增长存在正向作用,其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且具有滞后性;城镇化与FDI的交互作用对促进居民消费呈显著正向作用。     

中国嵌入亚太价值链的就业效应:基于技能异质性视角

文章利用WTO/OECD-TIVA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深入考察了嵌入亚太价值链对中国各类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嵌入亚太价值链对各技能劳动力就业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中,高技能劳动力的促进效应最强,低技能劳动力次之,中技能劳动力最弱;具体从前、后向嵌入度来看,后向嵌入亚太价值链对各技能劳动力就业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前向嵌入亚太价值链仅显著促进了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且无论从显著性水平还是从系数符号与大小来看,后向嵌入亚太价值链的影响效应均大于前向嵌入。需特别说明的是,以上结论因行业技术水平与价值链合作经济体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总产出规模扩大和劳动生产效率提升是嵌入亚太价值链影响各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重要渠道。     

有关就业问题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二战以来的各国实践来看，在大力_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完善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体系、改进失业保障制度、协调劳资关系和发展教育事业是促进就业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措施。我国是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十分复杂和严峻。从国际经验来看，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是缓解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其次，为促进就业增长不能在第二产业的发展中走劳动密集的回头路，而是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