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越来越需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来保障自身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于是金融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逐渐在中国兴起。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在全球层次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主张改革既有国际金融体系;在区域层次上,中国大力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以构建东亚区域金融秩序;在双边层次上,中国通过与部分友好国家和关键国家加强双边货币互换和推进本币结算来减少美元依赖、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在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外交体现出一些新特点:在目标上,体现出改革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以欧洲和欧元为次中心的既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抱负;在手段上,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制度化平台来表达中国立场;在对象上,中国金融外交着眼于新兴国家和周边国家;而在执行主体上,中国逐渐加强金融外交的国内制度基础,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金融外交决策体系,从而保障了金融外交的执行。金融外交构成了中国外交过去四年来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领域。     

非传统外交：外交社会化及其后果北大核心CSSCISSCI

外交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工具,自从有了国家,就建立了外交制度。自18世纪以来,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共同努力下,由职业外交官垄断外交事务成为传统外交的主导范式。然而,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社会因素的崛起,外交社会化成为20世纪以来世界外交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国内外学术界对外交社会化也做出了各种回应。根据它们对外交转型的态度划分,形成了传统学派、新生学派和改良学派三个学派。不过,所有对外交社会化的解释均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过于关注某一力量中心对外交社会化的中观和微观影响,缺乏对宏观和系统外交转型的研究。如果将多种社会力量的外交参与综合起来,就会发现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外交的非传统外交,如何统筹协调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将成为各国外交面临的重要任务。置身于世界外交社会化的大潮中,中国应积极进行顶层设计,建设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比翼齐飞的总体外交格局。     

中国外交分权体系下的议会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议会外交的兴起打破了由行政机关垄断外交权力的结构,创造了一种对外交往的新范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进行的国际交往也属于议会外交的范畴,但与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衡式的议会外交有显著差异。对于中国议会外交的研究,应将其放置在外交分权体系之中,侧重对于总体外交下全国人大的外交地位的研究,并总结中国议会外交的策略与方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外交分权体系表现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相结合的"外交双重权力格局"。议会外交既是最高国家权力的直接运行,也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总体外交的重要环节。在全国人大内部的职责分工上,"一院双层"的宪制构造使得议会外交的职能集中于常委会层面,并且建立了制度化的内外分工协作机制。在开展议会外交过程中,全国人大逐步明确了议会外交的目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策略方式,以服务于总体外交、促进经济发展并提升人大自身工作。现有外交分权体系确定了议会外交的制度空间,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则为规范外交分权体系、廓清议会外交的权力边界提供了制度契机。     

论公共外交的安全利益导向——基于对美国公共外交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现阶段存在把公共外交向文化外交方向牵引的趋势,公共外交实践中同样更加偏重文化领域,以至于无法明确区别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等其他非传统形式的外交。公共外交最早发轫于美国,对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是准确认知公共外交的基础。作者以美国官方资料为文本分析对象,以具体的公共外交实践检验公共外交理念,试图找出公共外交的本质特征。研究发现,公共外交之所以确立并演变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它与其他外交形式不同,有着明显、直接的安全利益导向;以各种手段影响外国公众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是美国公共外交的基本内涵。作者由此认为,中国公共外交不应偏离安全利益导向,应把重心放在化解中国崛起的困境上。     

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九一一事件以及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引发了欧美学者对公共外交缺位及其复位后能否奏效的深层动因的考察,并由此带动了学术界对全球化时代新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新公共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强调行为主体多元化,并且更多聚焦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和职能;关注以Web2.0为代表的社会媒体活跃所引发的海量信息生成及其为公共外交专业工作人员带来的严峻挑战;强调公共外交与国内公共事务相一致原则,淡化传统公共外交信息传递"内外有别"的传统套路;关注对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考察,其中,公共外交的目标能否与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相一致,公共外交的主管部门在官僚机构中的角色定位成为关乎公共外交成败的核心要素。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势必在全球新公共外交的宏观语境下进行,为此,作者挖掘新公共外交的内涵,透视其发展态势,以期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提供更多的发展思路。     

试论现代外交的民主化趋势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现代外交就具有强烈的精英外交倾向,外交事务高度敏感,广大民众很少有机会介入外交领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交公开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外交民主化也成为当今外交发展的方向。从外交民主化的趋势来看,全球化时代的外交转型日益成为各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从外交民主化的维度来看,现代外交将走向由职业外交与非职业外交协调合作的新形态。     

奥巴马政府防核扩散政策评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首先介绍了奥巴马政府为应对核扩散而采取的若干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的政策。之后,根据对奥巴马政府上台五年来实际所采取的政策和最近发布的《美国核武器布置原则》的分析与探讨,作者提出,奥巴马政府并未如其所宣布的那样真正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相反.该政府继续坚持冷战思维和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维持大量战略核弹头并对之进行现代化改造.制订核打击计划并扩大核武器打击对象和适用情况.开发新的核武器系统并通过核武器来提供新的军事能力,使核武器处于最具活力的进攻性军事计划的中心。要真正防止核扩散,美国应言行一致,放弃选择性防扩散,并利用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坚决阻止一切形式和一切国家的扩散。为世界做出榜样。在仍存在安全困境和技术加速扩散的今天,美国不能指望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防止核扩散。也不能指望仅仅依靠西方联盟的力量就可以防止核扩散,而是应当坚持集体安全的原则,努力实现国际协调尤其是大国协调,与其他核武器国家一起确保核武器和裂变物资的安全。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核扩散与国际安全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兼及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领域中,核扩散是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核心安全问题之一。核扩散在冷战结束以后接连发生,根本的内在动因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失衡,根源在于两者之间的利益与合法性可能不尽一致。作者提出了核扩散的利益详谬(paradox),分析了核扩散与国际安全的复杂关系,提出了防扩散合作的必要性与利益排序。当前,核武器继续存在,虽有政治、安全与经济惯性,但随着地区一体化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推动,它必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模式及其应用北大核心CSSCISSCI

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只有经过实际的外交决策过程,才能产生最终的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微观模式:对决策者认知和个性研究的模式、小集团思维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信息的不充分性、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外交决策模式,如基于外交决策所涉及问题的性质的分析思路、基于最高决策者的分析思路和基于决策单位的分析思路等。     

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强制问题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讨论了中国封建地主制超经济强制和经济强制的发展变化问题。     

联盟情境下试探型强制外交行为探析

联盟历来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学术界对于联盟在强制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对现有强制外交理论研究进行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笔者将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新型强制外交——联盟情境下的试探型强制外交。这种强制外交指的是强制国利用联盟内困境(即联盟成员对于被抛弃与被牵连的恐惧)而采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有限武力的方式,试探对象国与其盟友之间承诺的可信度的外交行为。联盟情境下的试探型强制外交行为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它们分别是战争边缘策略、眼镜蛇策略和懦夫游戏策略。通过对1905年摩洛哥危机和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考察,笔者分析归纳出了有利于决策者实施和推动强制外交成功的理想因素,并按照因素的可变性特征分为环境性和策略性两类:环境性因素包括双方实力对比情况、直接对象国对于盟友的重要程度、双方对爆发战争的彼此可承受的程度、试探对象是否为非对称性联盟;策略性因素包括选择适当的时机、合法化自身的行为、向对手提供愿意妥协的诱因等。     

核扩散的历史定位及未来走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历史层面看,核扩散与反核扩散是核军备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该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核垄断与反垄断阶段、核扩散与反核扩散阶段、核平衡与核反复阶段以及核衰减与变性阶段。从近期看,核军备的发展仍处于第二阶段,即核扩散与反核扩散阶段。在全球国家行为体中,横向核扩散是有限的、可控的。纵向核扩散的危险主要来自霸权主义核大国,横向核扩散的危险主要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在防止核扩散的同时,也应反对某些国家利用反核扩散推行霸权主义的行为。     

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着严峻挑战。对于中国来说,针对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产生的疑惧和担忧,要积极开展对周边国家的增信释疑工作;针对美国亚太政策中对中国的制衡加深,要积极实施对美制度均势外交;针对中国与部分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升温,要开展全方位的维权外交;针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突发事件频现,要强化危机管控措施;针对邻国剧烈政治转型和政局变动给中国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要进一步完善国内改革;针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东盟等积极提出各自的多边制度倡议,要积极提出中国自身的亚洲区域多边制度构想。中国周边外交亟须在应对周边安全挑战的基础上,构建面向未来十年的"大周边外交战略",具体包括: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构建应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四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统筹中国周边外交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南太平洋"六大板块"联动;整合"海上突破"、"积极西进"、"立足国内"和"外围拓展"四种周边外交思路。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二战后,日本从联合国的“原敌国”地位出发,致力于提高其国际地位,并确定了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日本在实现“常任梦”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着一味追随美国、否认侵略历史等致命弱点。日本能否圆其“常任梦”,主要取决于联合国改革能否取得突破以及日本能否赢得广泛支持等因素。     

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一些有独特性、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包括:"发展"、"主权"、"责任"三大目标的相辅相成;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变局下的巨大进步,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     

探索中国海外安全治理市场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就传统意义而言,政府提供安全保护资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规模的跨国流动对海外安全治理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安全市场化的趋势。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和公民大规模"走出去",中国海外安全治理的方式正在呈现一种非常明显的变化,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正在形成——私营安保公司开始成为中国海外安全治理的主要供给者。然而,迄今为止,中国海外安全市场化的趋势尚未得到学界认真的讨论,私营安保公司在中国海外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从安全需求与供给的市场关系模型出发,可以获得一个解释海外安全市场化的分析模型。运用该模型对中国海外安全的若干案例进行研究,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海外安全市场化是由安全需求与安全供给之间的"安全鸿沟"所决定的,国家间的"安全鸿沟"越大,海外安全市场化越突出。以私营安保公司为主要形式的海外安全保障方式,应该成为中国海外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纳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轨道。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宗教问题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宗教领域的公共外交因此也日益成为中国传递自身宗教真实信息,促进与国外民众沟通和对话,塑造国家宗教形象,增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各种宗教对外交流活动以及制度性交流平台,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而宗教无论作为中国社会还是对外关系的资源都有待充分开发。要实现从宗教资源大国到宗教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还面临漫长的道路。作者指出,目前教(会)、学、政三界构成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了宗教界躬行践履、学术界建言献策、政界统筹协调的基本分工格局,而三界的资源整合、通力协作和良性互动将有力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开展。     

近代朝鲜条约外交的确立

朝鲜近代条约外交是在东亚礼治体系面临挑战,清王朝危机四伏,朝鲜锁国政策难以为继的历史背景下确立的。它的促成因素有三方面：国内开化思想的推动、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诱导、列强要求立约的外部攻势。在条约外交体制下,朝鲜经济卷入近代资本主义市场,民族经济独立发展的步伐受到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