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进口与生产率进步——基于进口产品类型的动态结构式估计

明确区分企业在国际上采购不同类型产品对生产率增长的异质性作用,不仅有助于政府制定贸易发展的政策,同时也有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本文通过构建涵盖进口决策、研发投入以及企业生产率的动态结构模型,分别考察了机器人、其他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分析中对资本品和中间品关税在贸易自由化中的作用进行量化。本文发现其他资本品进口具有最强的生产率效应,其次为中间品,机器人进口的生产率效应最小。一方面,三类进口均会对生产率产生即时影响,但只有其他资本品进口和中间品进口具有动态生产率效应。另一方面,其他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具有显著的研发诱导效应,但在机器人进口方面则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该效应的存在。此外,资本品关税的自由化相比于中间品关税具有更好的效果,这为中国关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进口中间品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中国处于质量升级的关键阶段,由于进口中间品能实现技术溢出、优化资源配置,因而可能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为此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匹配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能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剔除加工贸易后结果更加显著,然而进口中间品使用强度对产品质量提升呈递减趋势;运用PSM逐年匹配解决内生性问题后采用DID和FE也得到一致结果,进一步发现高技术产品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也较高,而受技术垄断影响来自高收入国家、高技术国家的中间品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从动态角度看,进口持续期与出口产品质量呈U型关系,短暂进口在质量提升上并不明显,适时进入以及持续进口能显著提升产品质量。     

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影响渠道的分析

通过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测算出企业进口产品的质量,分析进口产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影响渠道,结果显示:企业进口高质量的资本品、中间品以及消费品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能够通过加剧行业竞争,促进企业提升生产率,提高竞争力;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不同,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为正,中间品为负;中间品技术创新效应为负的原因是加工贸易中的来料加工占据中国中间品进口的大部分且其技术创新效应为负。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进口关联化、多样化与高度化的多维视角

本文基于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分析中间品进口的关联化、多样化和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呈现产品种类扩大、关联度加深及内嵌技术升级的特征,中间品进口关联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倒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正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关联化正向调节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对处于东部沿海省份及高生产率企业而言,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得到强化。在实施扩大进口战略中,不仅要利用不同形式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还需注重进口产品关联化的调节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的创新效应。     

进口中间品、进口资本品与企业出口复杂度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抑制非高技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在影响机制检验中,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小微企业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立足于小微企业贸易机会不断增加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等中国情景,采用CMES数据从小微企业层面考察进口对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小微企业进口对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被小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获取。小微企业进口的创新效应主要体现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自主研发的促进作用,对技术引进的影响则不显著;中间品进口有助于企业形成新产品或新技术产出,而最终品进口有助于企业形成产品和技术外的其他方面创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方法进行的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小微企业进口通过创新意识的提升与创新资源的改善正向影响企业创新。     

中间品进口多元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主要从中间品进口多元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和提升机制。理论上,进口中间品多元化可以通过边际成本、固定成本等渠道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并受限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实证方面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从所有制分布看,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最高,私营企业最低,外资企业居中;平均看,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这一提升作用仅限于外资企业、源自OECD国家的中间品和2004-2006年样本;对于本土企业、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中间品和2000-2003年样本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一是企业与进口中间品匹配的吸收能力较差,二是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的边际成本效应弱于固定成本效应。     

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同层面的实证

文章借鉴Amit K&Khandelwal(2013)的方法,使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进口中间品质量,并从不同层面实证检验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对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层面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进口中间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企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其他对应类型的企业;学习效应在进口中间品质量的生产率影响中起主要作用;此外,文章还发现企业规模与生产率存在正向关系,说明中国企业总体还未达到规模不经济阶段。     

进口竞争与中国制造业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

借鉴Melitz&Polanec(2015)的方法,文章计算了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将其分解为生存企业内效应、生存企业间效应和净进入效应,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研究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动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竞争主要通过提升各行业生存企业内效应和净进入效应进而提高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受进口竞争的影响有所不同。进一步地,文章还发现:上游进口竞争对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正向影响;资本品进口竞争对行业效率的正向影响大于消费品和中间品进口竞争;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竞争对行业效率的影响大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低工资与进口中间品质量

文章以中国2004年实施《最低工资规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识别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低工资政策可以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两个渠道提高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水平;最低工资政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会受到地区人口禀赋和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得出,对于持续进口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政策主要影响了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变动的组内效应、组间效应和进入效应。文章的结论为中国政府如何将提高进口的“质”与保障民生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我国中间品进口商品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中间品进口会促进技术创新,但不同商品结构中间品带来的效应是否相同?构建中间品进口商品结构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根据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选取13个我国主要中间品进口来源国(包括8个发达国家和5个发展中国家),利用我国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商品结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资源类初级产品、农业资源型制成品和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的中间品进口显著地抑制了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其他类初级产品、其他资源型制成品以及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中间品进口显著地促进了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于中技术工业制成品的中间品,从发达国家进口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显著,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则显著地抑制了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消费品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市场表现的影响——基于中国消费品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07年企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了消费品进口竞争对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品进口竞争对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市场表现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消费品进口竞争对高生产率企业市场销售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低生产率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消费品进口竞争更倾向于提升东部地区企业的市场销售；来自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消费品进口对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市场销售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而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品进口可以显著提升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的市场销售。机制分析表明：消费品进口对本土企业市场表现存在熊彼特效应、逃避竞争效应以及需求引致效应。本研究对于推动消费品进口、企业创新和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进口中间品自我选择效应的异质性——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口发达国家的中间品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一条重要路径。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不同类型的企业进口中间品的自我选择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的自我选择效应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具有差异性;分不同所有制来看,自我选择效应仅在外资企业中存在,内资企业中并不存在;分不同贸易类型来看,加工贸易企业中不存在自我选择效应,而在非加工贸易企业中自我选择效应非常显著。     

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市场转换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变化及其进口市场转换行为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企业个体层面的考察显示,企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的增加,不仅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而且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阶梯,主要是通过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降低中间品进口成本两个机制发挥作用,通过改变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机制是不显著的;从进口市场转换方向来看,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企业调整中间品进口市场都会显著提高其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基于行业层面的考察显示,整个行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的增加会显著提高整个行业的平均出口产品质量。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等企业外部环境影响，本文提出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假说；运用数字产品进口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测度方法以及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区分产品类别后发现，数字资本品和ICT产品进口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明显；区分企业类型后发现，外资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作用更大；区分贸易方式后发现，采用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促进作用优于混合贸易和一般贸易；区分行业后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3）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市场竞争对其有调节效果，而当地数字经济水平调节效果不显著。据此，本文认为应强调差异化策略，细化数字产品进口品类的优惠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数字贸易，根据行业类别、企业性质选择进口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发挥数字产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最大效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变动与企业生存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和关税变动的互动叠加,是当前影响企业生存的重要风险因素。本文测度企业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关税和进口中间品关税,实证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关税变动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总体层面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口关税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显著,进口中间品关税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出口关税对企业生存的正效应减弱,进口中间品关税对企业生存的负效应增强。分层实证结果显示:本土企业和小微型企业生存受到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负向冲击更大。     

中间品进口会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吗——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2000-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分析进口中间品的使用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进口企业对比,进口企业在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各项指标上都强于非进口企业,一直进口的企业在各项指标上最高,东部地区企业和高人均资本行业的企业表现最佳;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从非进口状态转为进口状态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7.49个百分点,这种促进作用对低人均资本行业企业和西部企业尤为明显。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须重新调整"出口主导,进口从属"外贸发展思路,实施积极的进口贸易战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鼓励中、西部企业和低人均资本行业企业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边干边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快提高。     

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与生产技术革新

科学刻画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能为制定科学进口国外中间品和提升生产技术革新速度方面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以剖析上述效应为目标的多维细致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制造型和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进口约2.5倍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能最大化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这一结论在多层面检验中均稳健成立。其次,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处于倒U型顶点的左侧正效应区间。对于动态比较优势持续提升的中国而言,在处理好“卡脖子”风险的基础上,可适度提升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以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最后,倒U型效应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多维外部冲击均无法撼动倒U型效应。为此,倒U型效应可谓协调中间品进口和生产技术革新间关系的“铁律”。     

贸易便利化能否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新契机。文章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采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微观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贸易便利化类别来看,沿线国家口岸及物流效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最大,其次为规制环境、金融及电子商务、海关及边境管理;从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地区与出口决策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高依赖度企业、内陆地区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更大;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产生的出口扩张效应、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是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