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制度压力、利益认知和国内结构三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通过对中国国内的认知变化、制度改革、立法支持和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的发展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后作者认为,随着中国与国际气候制度的互动不断加深,中国对气候变化治理的认知趋向于积极,并且建立了一系列与国际气候制度相对接的国内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规章,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试点工作。上述层面的变化说明,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积极合作者。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实践

我国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投身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借助国际组织平台,引进了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开展多边合作。与发达国家建立政策对话和交流机制,引进先进气候友好技术和成功经验,并一起推动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建立了南南合作机制和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产品等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气候变化与碳汇林业概述

本文介绍了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和国际气候公约相关规定。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阐述了发展碳汇林业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以及林业碳汇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独特作用。在国际碳市场的推动下,促进了森林生态服务市场的发育。介绍了中国实施的全球第一个《京都议定书》规则的清洁发展机制林业碳汇项目;介绍了中国绿色碳基金的建立和运行,为企业和个人搭建了"参与碳补偿,消除碳足迹"自愿减排的平台,为减缓气候变暖作出积极贡献。     

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责任伦理思考

在全球气候治理趋热的今天,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入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文章分析全球气候治理国家责任困境的表现,以国家责任困境问题为导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提出不同类型的主权国家在当今国际环境中所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一,发展中国家应当优先发展经济,只有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实现,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同时也应当积极承担适度的减排责任。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应当主动承担国家责任,携手欠发达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三,新兴大国应当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承担大国应有的国家责任,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带头示范作用。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气候变化的国际论辩随着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过程而不断深入。从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到对经济利益的评估、再到政治意愿的形成,气候变化博弈背后的经济利益之争和地缘政治之争构成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国际大背景。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所持的气候变化立场也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作者结合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历程概括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与调整过程,分析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决策过程以及针对中国气候变化立场中"变"与"不变"的原因。作者认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一种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新框架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参与者。既有研究文献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行为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但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合作意愿上。作者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分析国家气候合作行为的新框架。运用该框架,作者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除了合作意愿以外,合作能力在客观上和主观上也对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履行国际承诺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不断提升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使其在清洁发展机制、"2度目标"、国际磋商与分析等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合作性,但是其合作能力的有限性不足以支撑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确立的时间表,承担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在未来仍将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坦诚地分享和交流它们的合作能力水平信息,将有助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一种非对抗的方式进行。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气候变化的国际论辩随着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过程而不断深入。从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到对经济利益的评估、再到政治意愿的形成,气候变化博弈背后的经济利益之争和地缘政治之争构成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国际大背景。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所持的气候变化立场也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作者结合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历程概括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与调整过程,分析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决策过程以及针对中国气候变化立场中"变"与"不变"的原因。作者认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不可逾越的刚性约束,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任何力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必须顺应低碳转型的全球性潮流。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成为撬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如果说走向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各国组织其经济社会活动的必然选择,那么低碳化转型越成功的国家在国际秩序转型进程中就越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掌握主导权。一般而言,国际秩序由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国际制度、国际观念构成。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要义在于促使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这对世界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产生深远影响,最终会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国际制度的建设和国际观念体系的重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秩序本身的内涵与特质。中国正在成为影响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低碳化转型的道路上,中国担负着特殊的国际责任和绿色使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选择不但会决定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内容。     

低碳布道者吴昌华

作为气候组织全球管理团队的唯一中国人，吴昌华成为“中国事务”发言人，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和努力。她还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先生专家顾问组成员，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可能达成的全球气候协议献计献策。2007年，她帮助气候组织在中国设立办公室。2010年，由她领导的气候组织大中华区，在中国发展了25个企业会员，开拓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     

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述评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多年来的争论可以归结到科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三个层面上。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集体行动,现实中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构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将国际气候合作看作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当作国际社会竞争与合作的一种表现形式,进而认识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可能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路径、动力和效能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该框架下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为核心制度安排，协调和规范国际社会的政策和行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发生了从中心化治理到去中心化治理的重要变迁。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构建路径、动力和效能三维分析框架，论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具体而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路径是制度复制和制度替代的混合体，这一变迁受到国际能源革命及全球经济危机外部冲击和公约缔约方能动性的共同作用，并将推进全球碳中和进程，引发国际投资贸易流向改变和气候变化治理制度性领导权及规则制定权博弈。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低碳经济、国际规则与中国的选择

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也是规制未来世界格局的新规则。未来的国际气候制度必将以更灵活的减排承诺和一揽子合作协议等形式出现。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需要通过议题扩展等形式采取有条件的国际合作，将国际气候合作从单纯的减排分担扩展到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转让以及资金支持等问题上来，以便减轻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压力，同时为国内新能源技术创新、低碳经济转型赢得时间。     

全球首个“碳关税”CBAM落地：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和应对之策

<正>自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以来,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全面低碳转型阶段。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欧盟绿色新政”,其核心是“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目的是保护欧洲企业国际竞争力和解决碳泄漏问题。此后,欧盟积极推进CBAM立法进程,并于2023年5月17日正式生效,将于10月起正式执行。     

整合气候和经济危机的全球治理:气候谈判新发展研究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无法改变气候变化对全球治理的长期、复杂和不可逆的影响。为应对气候变暖而提出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和经济大变革的突出标志,主要国家工业结构向符合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方向发展,并逐渐把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作为未来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金融危机为全球投资低碳和减排带来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对于气候变化这样一个为国际社会热烈讨论、研究甚至急切寻求解决方法的问题,中国显然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以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并彰显自身的"负责任大国现象",最终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氛围。     

中国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选择

低碳经济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提出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文章分析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借鉴国际经验,从教育、法律、产业政策、技术、激励机制等几个方面提出政府的应对策略,推动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全球低碳经济潮流与中国的响应对策

基于对目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及其共同根源的分析,作者认为低碳经济成为破解这一双重危机的必然选择,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全球气候推动全球形成低碳经济发展潮流。全球低碳经济潮流在近期表现为绿色复苏,从长期而言,将推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具体表现为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技术、贸易、金融竞争。全球低碳经济潮流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它既是对中国现状的挑战,也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机遇。通过对中国、美国、欧盟与日本的低碳经济进行比较研究,作者提出中国应走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并分别从国家、企业与社会公众层面提出了中国应对全球低碳经济潮流的发展对策。     

低碳经济的全球博弈和中国的政策演化

文章对全球碳问题实质、碳减排政策制定,中国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过程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评价,指出中国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制定法律法规、强化统计体系、建立示范体系来推动碳减排工作,获取国际支持和认可并争取排放空间.     

基于MRIO模型的全球贸易内涵碳流向分析

贸易与气候变化体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它影响一国排放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GTAP8最新数据库,本文计算了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和2007年贸易内涵碳流向。结果显示,发达国家主要是贸易内涵碳净进口国,发展中国家主要为贸易内涵碳净出口国。中国是最大的内涵碳输出地,贸易成为中国碳排放的重要驱动力。电力行业与运输服务业是排放贡献最大的行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和运输服务业等行业是内涵碳排放最高的行业。随着发达国家出口贸易比重下降,发展中国家比重上升,贸易发展和排放转移会由于发展中国家排放系数更高导致全球排放净增长。因此,在新的国际气候体制设计中要协调好贸易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国内要采取行动减少排放,并积极制定应对气候政策影响的措施。     

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政策立场分析

欧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最初发起者,是事实上的京都进程国际气候谈判的领导者,也是京都模式的坚定支持者。国际体系结构是欧盟采取这种立场的最根本动因。冷战后的国际体系结构在一超多强的总体结构下是一种单极与多极并存的双重复合型结构,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最终会深刻影响未来国家(集团)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并最终决定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对未来影响的考量以及争取成为未来世界重要一极的战略意图是欧盟采取积极主动的减排立场并担当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角色的根本动因。     

发展新能源能否应对气候变化？

<正>在消费传统能源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或者加剧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发展新能源已经成为应对全球资源危机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必由之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已成为“新常态”，如何应对、适应极端气候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新课题。作为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系列高峰论坛之一，9月2日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气象经济高峰论坛上，200余名业界嘉宾及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气候变化与新能源”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