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定价管制、价值不确定性与投资者“炒新”

本文以价值不确定性理论解释IPO定价管制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影响,并以2006年6月-2012年2月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定价市场化阶段,定价管制期间的IPO溢价(以首日收盘价减去估计的内在价值度量)显著更高。并且,新股上市前价值不确定性越大,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市时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越高,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述发现都支持了价值不确定性理论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解释。为增强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时间序列上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新股定价管制的经济后果,并对注册制改革有重要启示。     

IPO定价管制与新股短期市场表现

本文选取沪深两市IPO作为研究样本考察IPO定价管制对新股上市后5、20、60、120和150个交易日短期市场表现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IPO定价管制显著影响新股短期市场表现,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即IPO定价管制程度越严重,新股短期市场表现越强势;而基于各个市场板块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IPO定价管制对中小板新股短期市...     

投资者情绪与IPO定价效率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投资者情绪与IPO定价效率的动态关系,主要结论为:首先,承销商在最终定价时会根据拟发行企业的内在价值,对询价对象提供的报价进行反向调整;其次,IPO抑价率与投资者情绪表现出了较为持久的相互作用影响。市场的投资者情绪是影响IPO定价效率的因素之一。因此,提升IPO定价效率,还要培育真正的机构投资者,并引导其实现长期价值投资。     

机构投资者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对沪深两地1996～2006年A股市场IPO样本的研究发现：IPO抑价率与IPO政策变量及机构投资者参与程度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参与询价和发行配售，对IPO抑价率的降低起到了显著作用，有利于提高市场发行定价效率。总体上看，现阶段中国A股发行市场定价效率仍然偏低。高抑价率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管制使股票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议价能力发挥不足，根本原因还在于发行制度市场化程度不高。     

媒体语气、投资者情绪与IPO定价

本文利用IPO公司在上市前不同时间段内主流财经媒体报道中的正负面词汇数据,构建了媒体语气这一度量公司层面投资者情绪的代理变量,从个股层面检验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正面媒体语气,负面媒体语气能够更好地解释IPO抑价率、首日换手率以及超募比例。具体而言,我们发现负面媒体语气与IPO抑价率、IPO超募资金比例以及承销商费用占比均显著负相关:负面语气每下降1%,IPO抑价率上升0.22%,超募资金比例提高0.13%,承销商费用占比上升1.44%。我们进一步发现发行公司和承销商有动机和激励通过媒体推介IPO公司,引导、煽动投资者情绪,从而厘清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作用于资产价格的渠道。本文最后验证了媒体语气作为投资者情绪代理变量的可靠性。     

投资者情绪、承销商行为与IPO定价——基于网下机构询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380家IPO公司机构投资者报价的详细数据,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及承销商在IPO定价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越高,询价阶段的机构投资者报价越高。总体上,承销商在机构报价的基础上进一步上调了发行价,但其上调幅度与投资者情绪无显著关系,而与机构报价相对公司内在价值的高低显著负相关。此外,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以内在价值减发行价度量)显著负相关、与IPO溢价和IPO首日回报率显著正相关。本文丰富了IPO定价的相关文献,并对市场化定价阶段的新股定价监管策略有重要启示。     

IPO价值定价与公允价值计量选择

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是公司IPO价值评估方法的发展趋势。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有利于增强IPO公司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能够为新股投资者提供更高效率的决策信息。公允价值的估值技术在IPO定价方面需要有层次地逐级使用,IPO定价就是投资者投入价值和发行人产出价值的均衡结果。以公允价值计量IPO资产,是买卖双方自愿交换资产和权益。因此,推行公允价值计量的IPO定价,应该寻找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视企业特征、行业属性和资产类别的不同情形而采取相应办法。     

“好”的不确定性、“坏”的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定价——基于中国股市高频数据分析

不确定性并不是都是“坏”的,“好”的不确定性也同样存在。本文采用Barndorff-Nielsen et al.(2010)提出的已实现半方差作为股票市场“好”的不确定性和“坏”的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相对符号变差(RSV),分析RSV对中国股市定价的影响。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5分钟高频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与理论解释相一致,RSV与股票收益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无论是基于单变量分组、双变量分组还是公司层面的截面回归,这种影响在经济上和统计上都显著。(2)RSV是独立于已实现偏度的一个重要定价因子,且RSV对股票的定价能力强于已实现偏度的定价能力。(3)RSV对中国股市的影响是状态依存的,相对于经济景气程度高的状态,在经济景气程度低的状态下RSV定价影响更大。(4)基于RSV构建的投资组合的表现明显优于市场超额收益率组合、SMB组合和HML组合的表现。     

IPO，如何走下去？——警惕“炒新”后的代价

对于市场的普遍炒新热潮,投资者保持一份谨慎无疑是必要的。当你将一只只新股都看成是“肥肉”时,或许你吃进去的只是“骨买”,并最终会为之付出代价。     

并购传闻与投资者识别北大核心CSSCI

传闻作为一种未经证实的、具有极强不确定性的信息,是冲击股价、困扰证券市场发展的棘手问题,因此研究传闻如何影响股票价格、投资者能否对传闻做出理性判断具有重要意义。已有文献研究的是以美国市场为代表的成熟资本市场,其市场特点与新兴资本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已有研究结论并不能代表新兴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理性程度。本文手工搜集了2007.1.1-2013.12.31期间所有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公告澄清的并购传闻,实证检验了真假并购传闻发布前后的投资者反应(市场反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能够在传闻报道日(事件日)区分并购传闻真伪,表现为在事件日和事件日后真实传闻的累积异常收益率显著高于虚假传闻。本文为了解新兴市场的投资者理性水平提供了直接证据,发现了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的理性水平差异,探析了可能的原因,丰富了已有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存在信息提前泄露问题;虚假并购传闻增加市场噪声,引起市场非理性行为等。本文为监管层更好地完善中国证券市场建设提供了启示。     

论IPO注册制改革下投资者的自我调整北大核心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但在我国实现核准制转注册制并非一蹴而就。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中国股市波动

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本文以2010年1月至2018年6月为样本期,基于投资者情绪视角,采用逐步回归法探究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波动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全样本时期存在显著的投资者情绪部分中介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抑制投资者情绪,进而减弱股市波动。但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2010年1月至2015年5月股市整体上行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波动无显著直接影响,仅存在投资者情绪的间接效应;而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市场整体下行期间,存在投资者情绪的部分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仅来自个人投资者。相较于机构投资者,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更容易通过散户情绪对股市造成冲击。政府部门应重视经济政策制定出台的市场情绪面传导,及时披露相关紧急经济政策,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监管。     

投资者情绪、资产证券化与公允价值信息含量——来自A股市场PE公司IPO核准公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背景,综合运用价值相关性理论和投资者情绪理论,以2007-2011年持有PE公司股权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PE公司IPO核准公告的信息含量和IPO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IPO核准公告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而且与IPO公允价值显著正相关。同时,投资者情绪对IPO核准公告和IPO公允价值之价值相关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机构投资者对IPO核准公告信息含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全面引入国际趋同的公允价值计量规范之经济后果评估,以及投资者情绪和机构投资者在传递市场有效信息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经济周期、投资者心理偏差与资产定价

新兴的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存在的重大缺陷是未全面、系统地研究投资者心理偏差的变动机理和行为偏差的形成根源,以及它们对资产定价的影响,从而削弱了模型的解释力。投资者心理偏差随经济周期动态变化,不同周期阶段下呈现出不同态势(方向或强度),使得人们相应产生各种非理性程度不一的投资预期,进而导致资产价格偏离基础价值。而这种偏离又会反作用于投资者心理偏差与经济周期波动,从而相互影响,不规则地循环反复。文章将投资者心理偏差置于经济周期这一宏观背景下,提出"经济周期-心理偏差-行为偏差-资产定价"的研究新思路,以期揭示心理偏差影响下投资者行为与资产定价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机理,打开"心理偏差-资产定价"的"过程黑箱"。     

经济不确定性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北大核心CSSCI

经济不确定性下,政府如何选择最优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应对?本文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多种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下技术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实行何种货币政策目标和财政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比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效,更适合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可能引起的经济波动。第二,从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效应和持续时间上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遵循支出规则的财政政策组合最优。第三,从社会福利损失角度来看,在应对经济不确定性方面,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和遵循支出规则的财政政策是最优组合。     

新股发行机制、投资者乐观情绪与IPO高抑价

固定价格、累计投标询价和拍卖发行机制下的IPO抑价模型可解释我国新股发行市场长期存在的高抑价现象:散户投资者对新股发行的乐观情绪会推高二级市场的IPO交易价格,但却不能在IPO发行定价中得到完全体现。单纯通过变革新股发行机制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抑制IPO高抑价产生,只有疏导散户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才能彻底解决IPO高抑价问题,权宜之策是将散户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嵌入IPO发行定价之中以消除IPO高抑价现象,允许散户投资者参与询价可以有效缓解这一现象,且具有可操作性。     

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与公平交易原则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从市场结构角度出发,利用寡头竞争模型,分别考虑跨国公司为集权与分权两种组织形式的情况,分析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公平交易原则税基保护的有效性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论表明:基于完全竞争假设、旨在保护税基的公平交易原则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实施,反而可能会导致税基减小,社会福利降低。具体来说,公平交易原则会降低低税率国家的税基与社会福利,提高高税率国家的税基与社会福利,而后者的提高是以前者的降低为代价的。相比于集权形式,分权形式下由于转移价格的策略性效应,公平交易原则使得税基减小以及社会福利降低的幅度会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