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中间品、进口资本品与企业出口复杂度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抑制非高技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在影响机制检验中,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城镇化、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揭示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城镇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省级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2）城镇化与人力资本除了各自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渠道外,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两者对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紧密的联系,表现出偏效应特征。     

互联网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构建基于增加值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生产率、贸易成本与出口额三种影响机制的作用。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程度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发达国家互联网发展程度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互联网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生产率渠道与出口渠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贸易成本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越大,而失信环境则会阻碍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城市或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全球价值链和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将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剔除,构建了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指数,有效地将一国国内创造的技术含量从整个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分离出来。接着,利用1998-2011年中国1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没有提高国内技术复杂度,但是研发投入和良好的商业及制度环境会在全球价值链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偏效应中产生正向作用;对国外附加值区分来源国进行分组的实证结果表明,来自东亚3国和地区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而来自美国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的检验

数字经济是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的影响显著为正,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果最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区域创新水平两条路径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相邻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应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科创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区域资源共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产业分工、生产性服务进口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12年间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度"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整体以及异质性出口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引入产业分工地位和进口技术溢出等变量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产业分工地位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出口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主要对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出口部门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进口贸易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

互联网促进进口贸易发展,制造业进口状况与其技术复杂度关系密切。 文章基于进口贸易视角,厘清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互联网建设能够扩大进口规模、增加进口产品种类、提高进口产品质量,进而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向促进效应。     

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本文在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新型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测度了150个经济体1997-2011年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系数,进而运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揭示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首先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具有显著的"逆水行舟"特征,赶超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有策略";其次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出口技术复杂度适度赶超能够有效地改进一国的能源效率,过高和过低的赶超均不利于能源效率改进,跨越"极限门槛"型赶超是中印高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低能源效率并存的根本原因;最后高等教育对能源效率改进具有显著的边际递减特征,经济增长能有效地促进一国能源效率提升。     

国际贸易对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构建一个扩展的劳动力需求动态计量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对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检验国际贸易对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出口、国内需求对制造业就业有显著正的影响,出口的就业影响效应大于国内需求;进口渗透以及出口导向引起的生产率变化对就业有消极作用,但都不显著;劳动力市场刚性对就业有显著影响。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分别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金融、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政策进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要素禀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制度的门槛回归分析

相对于出口贸易的绝对量,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即技术复杂度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作用更重要;而不同的制度质量下,要素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所发挥的优势作用可能有所不同。基于门槛回归模型,本文利用2002-2016年104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数据考察不同制度环境下要素禀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制度门槛效应。当经济自由化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出口技术复杂度与要素禀赋没有显著关系,当经济自由化水平提高到门槛值之后,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有效体现其要素禀赋特征。因此,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视角看,当一国要素禀赋趋于高端化时,应采用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当一国要素禀赋处于低端状态时,单纯采用自由的经济政策有可能造成出口低端锁定,相反,适当的政府管制可能会有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数字技术投入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以国内增加值出口为视角,利用我国与55个贸易伙伴国17个制造业行业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会因数字技术来源差异、产品特征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以及国家收入水平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     

出口市场份额、FDI流入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了考察外部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影响,本文从双边贸易的视角构造"中国—贸易伙伴"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并将出口市场因素纳入考虑,分析中国在贸易伙伴的出口市场份额与贸易伙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57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顺贸易伙伴出口技术复杂度梯度增长;贸易伙伴市场份额的提升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体作用为负,该结论存在出口市场与行业的异质性; OECD经济体和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有利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升级; 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城市互联网发展对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城市互联网基础设施、网民规模及互联网应用能力，综合构建了城市互联网发展指数，并利用2013-2018年959家中国A股制造业出口企业数据，匹配并测度了161个城市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研究表明，城市互联网发展通过“创新效应”、“成本效应”及两者的共同作用，显著提升了我国出口企业以价格加成衡量的市场势力，其中“创新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大，进而开展了企业要素密集类型、所有制和所在地区的异质性检验。文章推进了对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效应的理解，也为出口企业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加强互联网融合应用带来了启发。     

出口技术结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采用2002—2008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原理,在剔除各类产品加工贸易后测算各省出口复杂度。基于此,建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方程,先后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GMM方法,分析影响出口技术结构的因素。结果表明,资本劳动比、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显著地促进了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分别与研发投入和FDI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的"诅咒"效应也存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少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负作用。     

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型创新动力,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发挥着重要的内源作用。基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视角,选取2006—2016年省级层面十二大类(HS码)的贸易数据,并以技术创新和城市化作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整体质量,并且通过引领技术创新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实现对制造业出口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初级人力资本效果不显著,中级和高级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和城市化的间接效应对提高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发挥了重要的提升作用。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制度质量与制造业分工地位——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和制度质量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机制,然后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和制度质量能够显著地提升一国制造业分工地位,而且两者的交互项为正,即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制造业分工地位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进口在提高分工地位的过程中对制度质量的依赖更强;这两个变量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越向中高端攀升,发挥的作用越大。     

出口技术结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采用2002-2008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原理,在剔除各类产品加工贸易后测算各省出口复杂度.基于此,建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方程,先后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GMM方法,分析影响出口技术结构的因素.结果表明,资本劳动比、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显著地促进了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分别与研发投入和FDI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的“诅咒”效应也存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少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负作用.     

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具有积极和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相应的政策启示意义是,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应成为我国推动实现从量到质这一外贸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