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

我们课题组在 1 999年进行了一次覆盖六省市的住户调查。本文利用这次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贫困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考察。通过综合考虑收入标准和消费标准 ,我们把中国城镇贫困分为三种类型 ,即持久性贫困、暂时性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在贫困人口中 ,有一大部分是属于选择性贫困 ,即他们的收入高于贫困线而消费低于贫困线。我们对贫困户的消费函数进行了估计 ,其结果显示以下几个因素对贫困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 :修匀收入的效应 ;人们防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心理 ;人们为将来投资而进行储蓄的行为 ;家庭对子女教育和医疗服务的特别需要。我们还对三种贫困类型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中发现预测的金融资产和预测的收入 ,以及教育和医疗的特殊需要都对不同类型的贫困户的消费行为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易地扶贫搬迁目标农户的识别

易地扶贫搬迁的瞄准精度和识别的有效性对该项活动意义重大。本文基于陕西安康市14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Probit、MLM和PMT模型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决定性因素、发生瞄准偏差的原因和提升瞄准效率的方法。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均是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重要因素;"应搬未搬"农户相较"搬不应搬"农户在家庭资产、信贷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出明显劣势;移民搬迁项目保持高遗漏率,非贫困农户渗漏的情况比较严重。政策错误识别的原因在于当前政策实践中的"收入贫困"与移民搬迁瞄准机制存在错位,瞄准对象涵盖了更为多样的贫困类型。代理家计调查法在识别和判断贫困农户方面适应性强,但对于非贫困农户的排除作用非常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解决贫困人口公平有序"搬得出"的政策建议。     

产业帮扶对农户脱贫及减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来自贵州毕节烟草种植计划调减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2016—2017年贵州省毕节市286个烟农调研数据,以烟草种植计划调减为例,分析区域产业帮扶对不同贫困类型烟农脱贫及减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烟农的烟叶种植面积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烟农贫困发生,烟叶种植面积每增加1亩,烟农陷入收入贫困的风险将减少23.7%,烟叶资源更多地被非贫困烟农俘获,暂时性贫困烟农和持久性贫困烟农种植面积相对较少;烟叶种植面积减少会显著降低选择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烟农的户均纯收入,尤其是持久性贫困烟农,可能带来的致贫、返贫问题。因此,需要有效甄别不同贫困类型烟农,有选择、有预期地逐步执行缩减计划,并继续挖掘烟叶基础设施的增收能力和拓展产业帮扶措施,松绑贫困户对烟叶种植的依赖。研究表明,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和产业帮扶措施时,需因人施策和多措并举,规避产业帮扶措施调整对农户脱贫效果的不利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及效应——基于陕南3市8县1712个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持续、稳定地提高农户收入是“后搬迁”时期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防止搬迁农户返贫、返迁的关键。利用陕南三市1 712个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构建易地搬迁影响农户收入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并使用PSM方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搬迁具有明显的农户“自选择”特征，在消除选择性偏差之后，搬迁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总收入，从分项收入来看，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种植业收入、林业收入和养殖业收入，显著提高了务工收入，但搬迁对资产性收入和非农自营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2)在搬迁对非农收入影响中，非农劳动供给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比43.43%，农户对补贴的“福利依赖”阻碍了其非农收入的提高，遮掩效应占比11.00%，搬迁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的市场可及性、非农发展环境和非农发展内生动力，但尚未转化为非农收入的提高，由于技能培训存在时滞，家庭特殊技能人口占比的中介效应亦不显著。(3)集中安置农户对补贴的福利依赖更强，其“遮掩效应”更加明显，而对于分散安置农户，市场可及性的中介效应变得显著。结果意味着，搬迁后要促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一是应通过机制保障和政策激励，实现农户增收渠道多样化...     

1996—2008年中国县级市减贫效应分解与空间差异分析

提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线移动三因素减贫效应的分解方法,运用贫困增长曲线,分析1996—2008年中国四大区域县级市的经济增长模式、贫困水平和影响贫困三因素的减贫作用,并进行空间差异分析。实证结果表明:①西部地区的经济属于减贫增长,其他三大区域的经济属于涓滴式增长;②东北和东部的贫困状况普遍好于中西部地区;③经济增长始终起着减少贫困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恶化起着增加贫困的作用,而分配差距改善可起到减贫作用;④使用变动的贫困线有助于独立分析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减贫作用。     

我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化分析

本文使用Datt(1998)提出的基于洛伦兹曲线的贫困度量方法,分析了世界银行公布的1981-2005年我国城乡收入宏观加总分组数据,并且采用夏普利(Shaley)分解方法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增长和分配变化对贫困变化的作用,考虑了不同的贫困度量指标、贫困线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减贫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收入的高速增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上升和收入增长放缓,因此这段时间减贫的速度下降甚至贫困有所增加,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收入增速的提高和不平等的上升放缓,我国的减贫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农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农民减贫

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将农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农民减贫构建在一个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农户农地转出与转入行为对其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转出和转入都能显著降低农民的贫困风险;无论采用国家贫困线还是采用国际贫困线来衡量,农地转出与转入对中国中部及北部的农户家庭减贫作用最为显著;农地转出与非农就业相互正向影响,农地转入与非农就业相互负向影响,但农地转入对非农就业的负向影响不显著;农地流转通过非农就业对农民贫困产生间接效应。目前应合理引导低效劳动力转出农地,从事非农工作,改善家庭收入;促进农地转入户向职业农民转化,特别是在中国中部和北部地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两轮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计算出脆弱性,然后使用纠正选择性偏误的倾向值匹配得分倍差方法来检验公共转移支付的效应。结果显示,尽管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态势,但城乡家庭遭受贫困脆弱性的比例不容忽视;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贫困发生率与脆弱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工作性质及地区变量同时同方向地影响到贫困及脆弱性;无论贫困线划在何处,公共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脆弱性没有任何影响。     

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贫困的影响

本文运用两组家计调查数据,采用夏普里(Shaley)分解法实证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在我国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贫困指标及等价规模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前半期农村减贫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收入的增长和不平等的下降。在90年代后半期,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上升和收入的缓慢增长。因此,这段时间减贫的速度下降,甚至贫困有所增加。     

家庭债务变动与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来自中国的证据

通过引入家庭债务变量对LC-PIH模型进行扩展,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DOLS)方法、误差修正模型、暂时性-持久性因子分解和脉冲响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债务、收入和财富的持久性变动对消费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收入的持久性变动影响最大,财富和家庭债务次之;不同于传统分析框架结论,不但财富的持久性变动会影响消费,而且其暂时性变动也会影响消费,但收入的暂时性变动对消费影响并不显著;在家庭债务和财富的持久性和暂时性变动共同作用下,消费变动更为剧烈。     

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分层模型方法对Chaudhuri所提出的贫困脆弱性度量模型进行了改进,在设计村庄和家庭变量的基础上,利用陕西省周至县四个山区乡镇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即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的影响因素.本文分析了社区和家庭因素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发现社区因素对调查地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的影响途径并不相同,最后提出了针对贫困脆弱性的不同表现而采取不同管理措施等相关政策建议.     

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

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多维贫困指数包括了反映环境贫困和资产贫困的重要指标。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家庭致贫机理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联性,并依据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双重识别标准下农村家庭的不重叠性,从家庭人口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资本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村庄地理环境角度,对农村收入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家庭的致贫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土地流转、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越利于两类家庭摆脱贫困;(2)土地面积、组织成员、当地教育条件、地区类型对于两类家庭具有相反的影响;(3)劳动力人数、户口类型、家庭经营、住房拥有情况仅对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地貌特征仅对多维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未来扶贫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方式.     

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的资金来源问题及其破解

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作为区域性的重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价值。由于移民搬迁规模空前、搬迁周期长、类型复杂和所需投资大等特点,加之其他各种未知因素的影响,将会对资金链带来很大的考验。推进避灾移民活动,资金到位是关键。文章通过对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规模、资金来源、资金结构等方面的论述,阐述了陕南移民搬迁过程中资金的制约因素及其破解路径。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村域地理环境对农户贫困持续性的影响——来自湖北农村的经验证据

村域地理环境通过影响农户面临的风险冲击和收入能力进而影响农户贫困持续性,本文利用2005~2010年湖北农户数据,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考察农户贫困持续性。结果表明,民族村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非民族村农户,山区村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平原和丘陵村农户,距离乡镇5~10 km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其他农户;非农业劳动时间对民族村、山区村和距离乡镇5~10 km农户退出贫困的影响效应显著减弱;村人均耕地面积与农业劳动时间的交叉作用对农户退出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文建议扶贫政策应向民族村、山区村及距离乡镇5~10 km村的农户倾斜。一方面,通过适度扩大耕地规模和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提高农户农业创收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改善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农户在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方面的差距。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古浪县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资本变迁问题研究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群众实施易地扶贫搬迁,2011年武威市为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提出"下山入川"生态移民工程。文章立足于武威市生态移民点,通过实地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法对生态移民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进行调查,得到关于生态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一手资料,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对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对统计结果进行说明,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武威市生态移民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均有所提高,其中物质资本的增长尤为显著。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农户相对贫困

市场参与机会和能力的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持久性内生动力,数字金融通过影响贫困群体心理从而缓解相对贫困的微观机制尚未得到有效验证.基于贫困心理和行为的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采取反事实分析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多种方法验证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来检验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使用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且数字金融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具有长期、稳定的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对收入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家庭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从而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因此,应通过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发挥数字金融在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中的有利作用,同时努力提升较低收入和较低教育水平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以弥合数字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