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集聚经济与资本的空间极化——基于我国县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的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2009年我国653个县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资本,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了资本深化;控制其他因素后,人口规模增加1%推动城市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增加0.22%,而省会以上城市的管理职能放大了城市规模的作用。     

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中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城市人口规模会增长1.15%;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则城市人口规模增长0.17%。这表明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溢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张。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家庭及城市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而中央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     

城市最优经济集聚规模的实证探索：以湖南省地级市为例

通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集聚经济相关理论模型,构造城市就业密度等因素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二次项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并基于湖南省地级市数据,运用GMM方法对城市最优集聚规模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显示：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就业密度之间呈先升后降的倒U形曲线关系,最优城市集聚规模的确存在,且内部三产相比二产的最优集聚规模要大,因为工业的集聚效率明显低于服务业;目前湖南省绝大多数城市尚未达到最优集聚规模,加快集聚将有助于经济集聚效应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     

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本文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协同影响机制,估计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以及在城市规模约束下产业结构转变的边际效益。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估计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经济效益发生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则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该推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口集聚。     

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4年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得益于何种类型的集聚经济。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后,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行业内集聚经济),在超大和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跨行业集聚经济);中型企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但只在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大型企业即使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也很少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城市规模、空间集聚与电力强度

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人口、工业及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着不同的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进而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电力强度水平。本文选取了2003—2013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67个地级市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电力强度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为了进一步探索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空间集聚的概念,同时构建了一个用来反映省级行政区内部空间集聚水平的重要指标——空间基尼系数。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对空间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并将其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空间集聚对电力强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从优化电力强度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电力强度最优条件下的合理城市规模,并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的大型城市提供了实践参考与决策支持。     

基础设施、拥挤性与城市生产率差异——来自中国267个城市市辖区数据的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和劳动生产率差异明显的现状,对我国267个地级城市的基础设施情况进行指标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实证分析了基础设施水平、城市拥挤性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和就业密度对我国城市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同时两者的合力对城市生产率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     

集聚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城市规模选择

从集聚经济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规模的合理性,并利用200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说明,城市规模的扩大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在继续关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多地支持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此外,还可以通过提高发展第三产业来提高城市的人均产出。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口规模,但对周边城市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多样化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本市和周边城市人口规模,而且能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且产业集聚模式越符合当地优势条件,其集聚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得就越充分。其中,专业化集聚主要基于第一自然集聚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空间共享机制而发挥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主要基于中间服务的空间共享机制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而产生影响。在适宜性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多数Ⅰ型及以上大城市拥挤效应得到明显缓解,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能力;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特征更为匹配,有助于扭转结构错配、持续推进人口城市化。     

集聚经济、相关性多样化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运用熵指数探讨了城市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并根据2003－2010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产业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了集聚经济、城市产业相关性多样化和无关性多样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而言,城市产业集聚的多样化和专业化都能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但是多样化的作用显著大于专业化的作用;（2）并非所有的多样化都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以知识溢出为主要影响机制的相关性多样化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以组合效应为主的无关性多样化不能或尚未促进经济增长。这表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受益于具有相关性或互补性的多样化部门和专业化部门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文章验证了我国城市经济中既相关联又具差异化的知识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来自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利用2003-2012年我国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分析了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减排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1)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有利于促进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的融合、互补与竞争有助于促进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减少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之间投入产出关联的市场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可以作用于城市工业污染减排.(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有助于扭转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抑制性效应.     

所有权结构与产出效率:对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与传统上通过会计业绩、托宾Q值来研究所有权结构与企业业绩不同,文章以1999～2001年中国1 077家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不同所有权结构下企业产出效率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下,企业的产出效率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这部分支持了Demsetz为代表的所有权结构与企业业绩无关的观点.     

中国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GMM、门槛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与二产/三产增加值之比也呈现倒U形关系;(2)城市“规模红利”的发挥受制于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的“结构红利”大小也受城市规模的影响.文章据此提出:虽然少数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经初步出现规模不经济迹象,但绝大多数中等城市规模仍偏小,“规模红利”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同时绝大多数城市还未充分发挥第二产业的潜力,不宜过早“去工业化”.文章据此对中国城市发展战略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即要用更加市场化的手段鼓励城市规模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聚集、工业化水平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用1999-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产业聚集对工业化进程及其区域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人力资本水平、资本投入、对外开放制度和基础设施的每件下,产业聚集对工业化进程具有正向影响,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方面;产业聚集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聚集程度越高,其对工业化进程的促进作用越大.结合当前东部地区的产业聚集程度和工业化水平明显高于其它地区的事实,推导出区域间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将不断扩大.     

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来自我国东北3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将城市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分别建立全域和局域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东北地区城市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东北34个城市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工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工业劳动生产率对工业集聚规模的依赖性较大;工业的集聚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拥挤效应。     

经济集聚、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产出率——基于我国234个地级城市1999-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度是影响城市土地产出率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造成就业密度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城市净集聚效应为负和资本劳动比不断攀升,说明城市资本投入是低效率的;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城市用地面积、发展先进制造业有利于提高城市土地产出率,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因素对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具有显著差异。     

集聚经济、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207个地级市的证据

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进。地区基础设施改进会从外部性上促进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有效连接,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基础设施变化条件下,我国分地区集聚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差异需作分类研究,以便深入讨论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使用PSTR模型,引入非期望产出的GML指数,以及有关计算产业集聚和相关多样化的指标,实证研究不同地区制造业集聚经济随着基础设施变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结果显示:产业集聚与相关多样性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非线性影响,并基本为正;集聚经济对GML指数的正向作用小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集聚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东部地区出现过度集聚现象;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外商投资均随着基础设施增加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强的正向作用,东部地区政府干预促进当地生产水平,中西部地区政府干预作用随着基础设施增加而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