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

以上海为例,对目前已迁聚城市并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的困难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推进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城市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和依据。     

农地流转、住房选择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96个城市的城市特征数据,通过Biprobit模型和IV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同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地流转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分解。结果显示:①农地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②对于全样本农民工,农地流转推动了农民工住房由非正规住房向市场整租房、自有住房过渡,进而提高了其市民化意愿,加速其市民化进程;对于农地流转农民工,农地流转租金的提高能推动农民工住房由非正规住房向自有住房过渡,提升其市民化能力,进而增强其市民化意愿;③从边际效应看,提高农地流转租金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边际效应远小于农地流转的边际效应,表明现阶段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整体偏低,相较于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来推动其市民化进程,农地流转更多起到为农民工与农村、农业解绑的作用。     

构建河北省农民工市民化的联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河北省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剖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利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内在因素,并分析得出外在制度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河北省农民工市民化的联动机制。     

非正式制度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障碍——以湛江市为例

以湛江市农民工为调研对象,通过"湛江市农民工市民化现状、意愿及障碍情况"问卷数据,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障碍。结果显示:湛江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比较高;农民工市民化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障碍包括城市归属感、故土情怀和进城成本。进一步,基于湛江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及未来系列重大项目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探讨了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措施。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模型的改进及应用

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划分为外部成本和私人成本,将私人成本区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综合考虑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可能对成本测算的影响;构建更加完善的成本指标体系。利用广东省2009-2013年的普查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年度人均总成本为6.314万元。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推动者而非成本的最大承担者,农民工市民化能有效缓解城乡差异,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市民化后农民工失业风险降低,但隐性成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行为可能产生影响。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与制度创新

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和重点任务。本文明确地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的重点和基本思路,并对改革效果不显著现象进行了解释,分析了协调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中制度冲突的政策选择。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测算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考虑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庞大的资金需求,应该优先将市民化意愿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项计算,得出:沿海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21万元;内陆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16万元.加快户籍、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资金来源、城市融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双重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是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通过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进行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000余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体结构与社会结构,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提出了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形成培训就业长效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的政策建议。     

诌议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随着改革的深化,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逐渐松动,农民可以畅通无阻的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农民工。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既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又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农民工市民化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中,深层市民化是核心、中层市民化是过程、表层市民化是目的和结果,这三个层次的市民化同时受到制度、政策以及市民态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要积极寻求制度创新,实现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就业权,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实现农民工的公平待遇,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的心理隔阂,并增加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以提高其综合素质,在充分尊重农民工意愿基础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市民化选择空间。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上一代农民工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市民化意愿,但是目前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处于非工非农的的尴尬处境。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众多,如不加以解决,势必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仅是新时期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查阅湖北省农调队调查数据,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对影响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进行一般分析,并采用AHP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布分别为个人主观意愿、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状况、企业福利、性别、社会保障制度,最后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立足与发展的基础,城市融入则是其实现个体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该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量,以上海847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就业能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整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和市民意愿融入影响显著,就业能力微观因素对于身份和社会地位融入影响显著,宏观维度因素显著影响身份融入。此外,居住时间显著影响城市感情和市民意愿融入,性别影响身份融入,年龄因素影响社会地位融入。     

农业转移人口改籍意愿及市民化障碍研究——以太原市为例

基于325份样本数据,从个体及家庭决策的角度,分析农业转移人口改籍意愿及市民化障碍。结果显示: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改籍意愿不强,近半数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经济状况、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男性、低年龄者、中等学历、中等收入、无专业技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更为强烈;农民工和城中村居民在市民化条件、现实困难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相关政策制定应具针对性。     

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由于户籍制度以及粘贴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农民工的地域迁徙及其农民身份的彻底变更并没有实现,致使普遍出现了"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格局。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目前,虽然"农民→农民工"已经成功穿越了"显性户籍墙",而"农民工→市民"需穿越的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后者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农民工实现向市民转变,必须具有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然而双重户籍墙增大了市民化成本,弱化了市民化预期,阻碍了市民化进程。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拆除"隐形户籍墙"。     

温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建议

本文以温州作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一个研究窗口,利用微观调研数据对温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探讨。通过对温州农民工市民化的初步估算和横向比较,温州市大约有39.25%的外来人口仍旧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在浙江省1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温州市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排在倒数第五位。综合来看,温州市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以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并将理性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结合对武汉市农民工健康及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的数据,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探讨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工能够获得越多的比较收入,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对新环境的适应性越强,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而"原居住地自然灾害情况"和"原居住地区类别"所构成的生存理性,对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则不具有解释力。     

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影响因素探析——以武汉市两所小学调查为例

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徙和日益明显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业余生活对社会和个人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业余生活丰富与否的态度受生活、学习环境的稳定性,父母的关心程度,以及业余时间的活动内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论生活环境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是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面,对进一步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提出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分析我国现行城市化模式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建立区分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三类居民的理论框架,证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会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在此基础上用CGE模型模拟了这些作用机制及影响,结果显示:每年多市民化1000万人口(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而且农民工市民化将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因此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是促进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专业市场经营户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

从个人和家庭特征、经济收入、制度政策三个方面选取变量,对义乌市小商品市场经营户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并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个人和家庭特征方面,文化程度越高、居住年限越长,在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其市民化意愿越高。在经济收入方面,收入水平越高、已经购买住房对市民化意愿有着明显的提升作用。在制度政策方面,子女义务教育资格、住房公积金、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专业市场经营户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住房公积金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可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达到一定期限的市场经营户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完善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助于推动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与总体思路

本文在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目标规定性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进行定量设计,从而将以往定性研究的内容定量化,为准确测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依据。同时,设计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思路,为制定农民工市民化战略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