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

文章以2007年的两税合并为背景,研究上市公司出于税收筹划的目的如何选择盈余管理方式。研究发现,税率下降公司由于税率下降幅度较大,税收筹划收益较高,因此进行了显著向下的应计盈余管理,而没有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方式;而税率上升公司则由于存在5年的过渡期,税收筹划收益较低,因此既没有进行显著的应计盈余管理,也没有进行显著的真实盈余管理。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会综合权衡各种避税方式的成本收益,进而选择最合适的避税方式。政府部门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必须预先考虑企业可能的税收筹划策略,以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我国微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研究

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微利现象”,以1998-200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微利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研究表明：微利上市公司同时存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式,并且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是微利公司调增利润的主要手段,微利公司的总体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比非微利公司平均高3％或4．6％,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平均只高1．5％,为我国资本市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存在性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银行贷款、公司债与盈余管理

与以往的盈余管理研究主要关注股权融资中的资本市场动机不同,文章通过研究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中基于资本市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在2007-2011年间进行债务融资时,无论是通过公开发行债券的直接融资方式,还是通过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新债的产生都诱发了企业向上调整盈利水平,并且由于公开债券市场的监督效率低于银行的监督效率,发行债券的直接融资方式对企业盈利操控的影响程度更大。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本文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以200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6—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估计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变量的基础,研究发现:可疑公司运营年度会表现出较低的经营现金流量和较低的可操控性费用,并有调高利润的趋势;公司规模过大容易引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国家股、法人股、高管持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正相关;流通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成U型关系。     

投资者情绪与盈余管理——基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笔者基于行为财务视角,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权衡.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而且管理者会策略性地权衡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使用.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期,公司管理者利用应计盈余管理调增盈余,但随着投资者情绪高涨期的不断延长,管理者利用会计应计调增盈余的行为减弱,而利用真实盈余管理调增盈余的行为增强.在投资者情绪低迷期,初期,管理者不会利用盈余管理向上操纵盈余,但随着投资者情绪低迷期的不断延长,管理者同时运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调增盈余.笔者的研究结论为盈余管理的市场时机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债务契约、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

前期文献基于应计项目操控对债务契约治理效应的研究认为,国有控股公司在债务契约约束下没有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而非国有控股公司会做大盈余。本文同时从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两个方面考察了债务契约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债务水平越高,两种盈余管理程度都越高。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控股公司负债水平对应计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但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负债水平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显著正相关。这个研究结果是对已有研究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同时由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使经济活动偏离最优决策而影响公司长远利益,因此这个发现对重新认识债务契约的治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内部控制、盈余管理和管理者的在职消费

以我国2008-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笔者系统研究了内部控制对于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其对公司管理者在职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公司的盈余操控,而且相比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内部控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管理者通过对公司盈余进行操控,以增加其在职消费,且主要通过向上盈余管理,尤其是向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减少公司的向上盈余管理,从而降低管理者的在职消费;内部控制通过向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来抑制在职消费的管控作用较弱.     

会计判断与盈余管理——无法回避的选择

文章针对当前资本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从会计判断与盈余管理的概念和本质出发，分别对两种行为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会计判断和盈余管理在现行会计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二者相互关系。同时文章着重讨论了新会计准则与之前的制度相比在涉及到两种行为上的有关规定的变化，并就在今后经济发展中怎样才能更为合理地引导和规范这两种行为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评述与展望

盈余管理的实证计量方法包括总体应计利润法、具体应计利润法、真实盈余管理计量以及盈余分布法,但是完美的计量方法并不存在。本文通过对各种计量方法的研究现状与优缺点的综合梳理,提出修正总体应计利润法的模型、扩大具体应计利润法的运用、夯实盈余分布法的基础、审慎线下项目的计量、拓展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以及创新盈余管理的研究主题等若干建议。     

薪酬管制与企业盈余持续性

基于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薪酬管制对企业盈余持续性及其组成部分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薪酬管制对企业盈余持续性及其组成部分的持续性皆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时,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也存在差异,薪酬管制对国有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相较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且对中央国企盈余持续性的影响也相较地方国企更为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会显著增强薪酬管制与盈余及其组成部分持续性之间的负向关系.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薪酬管制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研究,而且为推进我国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完善薪酬管制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媒体报道、 竞争对手与企业创新

本文通过手工搜集中国纸质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新闻报道信息,研究了媒体对竞争对手创新活动的报道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媒体对竞争对手创新活动的正面报道次数越多,企业的创新活动越多;负面和中性报道则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没有激励作用.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属性、 市场结构类型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后,笔者发现媒体对竞争对手创新活动的报道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 竞争型市场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显著.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媒体报道通过传播竞争对手创新活动信息,营造创新竞争压力,给企业创新活动带来了正向影响.     

盈余管理、预期管理与证券分析师预测

本文以2004~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管理层针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其行为的选择偏好问题,研究发现:机构投资人持股比例越高、盈余—价值相关性越高、预期成长性越好,以及上一年度实现了分析师预测值的上市公司,其管理层越有动机去实现分析师的预测值;在实现方式选择上,相对于盈余管理,大多数管理层更倾向于采用预期管理。本文也发现,盈余—价值相关性高的上市公司,其管理层偏好使用盈余管理;而公司成长预期较好或上一年度实现分析师预测值的上市公司,其管理层倾向于使用预期管理;对于机构投资人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管理层行为选择没有明显偏好。     

媒体关注、制度环境与审计收费

本文运用2005²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媒体关注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这一制度环境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媒体关注度越高,其年度审计费用越高,且该效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更加显著。这说明审计客户在媒体上的高度曝光会使得审计师更加担心审计失败暴露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名誉损失和恢复成本,导致审计师在审计契约谈判过程中要求更高的预期风险补偿,最终表现为审计收费溢价的提高。因此,本文认为媒体通过对审计师鉴证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上市公司治理的作用,且媒体治理效应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     

媒体关注、报道情绪与政府“三公”预算抑制

政府官员的信息垄断能力,有助于其实现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目标。预算公开能够缓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公众监督政府预算的能力。媒体的信息中介功能与声誉治理功能将在预算公开中发挥预算干预作用,进一步提升政府预算公开的效果。本文选择中央部门预决算公开中的媒体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将三公预算视为官员自由裁量预算的替代变量,考察媒体报道对中央部门三公预算编制的影响。我们发现:(1)政府三公预算编制行为存在着预算执行比率越高,预算增长程度越大的现象,而媒体关注能够显著抑制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2)不同报道情绪对三公预算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正面报道能够直接激励官员抑制本期三公预算执行比率对下期预算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而负面报道只有在行政治理机制介入时,才能发挥预算抑制作用。本文从预算公开视角拓展了媒体治理研究,并发现在中国独有的制度背景下,媒体能够依托行政体系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出有效的政府治理作用。     

媒体报道、投资者情绪与股价波动

媒体报道是有倾向、有选择的,而投资者决策是有偏且关注是有限的。因此,媒体报道的倾向性成为影响投资者情绪的一个指标,进而影响股票市场的整体走势。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媒体报道综合指标,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基于投资者情绪视角研究媒体报道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大多数投资者通过媒体报道的新闻事件获取和构建自己的信息框架,因此,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这一特点使得投资者情绪发生积极或消极的变化,而投资者情绪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进而表现为媒体报道倾向性引发股价波动。     

管理层权力、薪酬标杆与高管薪酬制定

本文分析了管理层权力通过薪酬标杆的选取影响自身薪酬制定的过程和机理,并以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探究了薪酬标杆在管理层权力和高管薪酬制定之中的传导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以及薪酬标杆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上市公司高管利用管理层权力影响薪酬制定的路径之一,是通过影响董事会对薪酬标杆的选取进而达到操纵自身薪酬的目的。     

非审计服务、盈余管理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1～200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国内首次验证了会计师事务所向审计客户同时提供审计与非审计服务,是否会允许管理当局有较大的盈余操纵空间,以探讨非审计服务的提供是否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质量。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非审计服务的提供与异常应计数正相关,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在我国,没有证据显示,非审计服务会的提供会损害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及审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