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财务报告改革问题研究

随着新公共管理逐步应用于实践,中国政府也在重新定位政府角色,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追求效率、视公众为最大服务对象、有事业心、有预见性的政府。政府财务报告作为政府履行其公共受托责任的信息报告系统,也应当在新公共管理的要求下进行改进,基于上述要求,首先界定了政府财务报告的概念,在分析国内外政府财务报告现状及存在问题上,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建议。     

美国州及地方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政府财务报告是国家决策机关和主管部门做出宏观决策、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公共管理的主要信息来源,同时也是公众了解政府财务状况,评价政府绩效和履行受托责任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介绍美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的主要特色,分析其科学性,针对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于优化我国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思考

通过分析推进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现实意义,摸清家底,为决策者提供准确的信息支撑,有效防范财政风险;全面反映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立等.分析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加快建立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强制审计与披露机制加大培训力度、提高财政会计专业胜任能力.     

权责发生制地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编制研究

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以全面反映一级政府整体的财务运行状况和受托责任履行情况为目标,正确编制权责发生制地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必须考虑多类地方政府报告对象的多方位需求,实际编制工作则要求自上而下高度一致的报表口径。从H县市三年来的试编实践看,仍未形成成熟的编制体系,多个调表不调账所涉及的账户信息仍未厘清边界,编制过程中信息的处理及沟通倚靠人情而非制度,庞杂的信息处理倚靠人力而非技术,编制工作仍只是编制工作人员只求形式完整,不考虑实际作用的单挑工作。为了发挥权责发生制地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实效,必须正视其用途,并从统一报表口径,加大技术支持等方面完善其编制,从编制跨年度预算、推进PPP项目等事项中落地其用途,使政府会计改革的实践真正紧跟理论的脚步。     

政府财务报告主体的重整——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视角

构建完备的政府会计体系与财务报告制度是实现财政透明度的重要基础条件,而重整政府财务报告主体则是改进现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的核心环节之一。全面反映政府绩效性受托责任和合规性受托责任是重整政府财务报告主体的两条主线,具体思路包括有效整合政府财务报告的组织主体和逐步采用基金报告主体两个方面。     

论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的构建——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考察

政府向公众提供政府财务报告,是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财政透明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要求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为了提高财政透明度,必须要建立和完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具体而言,应当从报告目标、报告主体、会计基础、核算范围等方面对现有的预算会计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以逐步建立我国的政府会计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但是,政府会计改革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的构建是一项综合性的改革工程,应当采用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方法来进行.     

论财务报告的目标

财务报告目标（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介绍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这两种财务报告目标表达的观点,重点论述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融合是关于财务报告目标的科学表述这一问题。     

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编制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要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2014年12月,我国财政部正式发布了《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本文通过对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现状及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必要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对推进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工作的一些思考及建议.     

对我国现行财务报告改进的思考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巨变,作为单位的会计环境,由于受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面对新的会计环境,现行财务报告体系如何满足使用者对风险信息和不确定信息披露的要求,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新课题。从对新的会计环境下传统的财务报告存在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入手,可提出对我国现行财务报告改进的思考,找出解决方法。     

论《会计法》的演进变迁——基于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的分析

制度环境的改变引起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本文从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会计法》在1985年、1993年以及1999年的依次修订变迁过程，指出：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会计法》的演进，影响《会计法》变迁的制度环境主要是经济制度。并预计随着入世和修宪等会计法的制度环境的大变化，我国《会计法》也将重新修订。     

Reprint of: Sewage Pol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0-1915

This article examines institutions for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growth of settlements polluted waters and created pressure to adopt local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and networked water supply and sewerage technologie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However, the new urban technologies undermined local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and expanded the scale of water pollution problems they were expected to resolve. Water companies, households and local governments litigated their water pollution conflicts in the courts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alternatives. In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many states adopted water pollution policies. At first,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enforced the new policies to protect public water supplies from sewage contamination. However, w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filtration and chlorination of drinking water was demonstrat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ceased to enforce discharge prohibitions and instead pressured water companies to adopt the new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制度变迁与美国金融制度演变

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通过意味着美国金融业进入了混业经营的新时代。美国因其在世界经济金融中的独特地位，其金融制度一直是许多国家的主要参照体系。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美国分业经营的由来、衰落及混业经营的崛起，揭示出美国金融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是在经济发展中不同层次的行为主体预期通过变迁建立起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从中获益。混业经营显然是满足以不同层次行为主体的各自偏好的合理制度安排。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sholds of Non-Revolutionary Institutional Chang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Ireland has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interlocking banking, fiscal, unemployment, and political crises since 2007. We detail the challenges involved in modeling individual moments of the crisis through the lens of balance sheets and transactions matrices among sectors of the Irish society. We conclude with a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 for models of small open economies.     

论制度变迁的速率与选择

制度变迁速率与选择是由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共同决定.内生变量主要是制度变迁的性质、变迁规模、变迁强度和目标制度的类型.外生变量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非正式制度以及需求状况组成.两个方面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速度及决策主体的选择.文章首先分析了制度变迁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及速率的最佳范围和规模,其次用具体案例进行检验并得出结论.     

相对落后性与金融制度选择

相对落后性和替代性金融制度安排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后发优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详细评述了已有研究文献,重新阐述了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相对落后性、金融资源约束和替代性金融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并以日本主银行体制和韩国的政府-银行-企业集团网络为例,分析了后发国家相对落后性和金融制度选择的必然性,全面阐述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替代性金融制度的选择空间和金融发展战略.     

金融稳定界说:定义、内涵及制度演进

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制度安排合理,有效发挥风险配置、资源配置等核心功能的运行状态.金融稳定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金融稳定具有宏观(系统)性、动态性、效益性和综合性.金融稳定制度的演进与政府对经济实行管制的职能及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贯穿着金融风险-金融动荡-金融治理(管制)0金融秩序(稳定)这一政府和市场重复博弈的主线.     

零售业态演化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

全面回顾了零售业态演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系统梳理和评价了西方和中国的零售业态演化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涵盖动因、内容、结果和机理4个方面的中国零售业态演化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