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

本文从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政实践之间的背离问题入手,提出了从不成文宪法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宪政秩序的新思路。基于对英美宪法学说与宪政实践的分析,作者区分了古典的政制与现代的宪法律、政治宪法与法院宪法,进而主张任何国家的宪政运作实际上都依赖不成文宪法,从而奠定不成文宪法的法理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选择中国宪法中关于国家建构中四个关键性问题,着重探讨中国不成文宪法的四个主要渊源,即成文宪章、宪法惯例、宪法学说及宪法性法律,并呼吁宪法学应当从中国现实的宪政生活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宪政原理和制度。     

创建发展一套健全的中国宪政理论——强世功有关中国宪政形式主义与合法性问题的论述

宪政原本是一种建立国家的方法,但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大众民主和民意的表达形式,之后又以跨国宪政主义的形式迈向全球化。在诸多现代宪政体制中,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党制度一直颇具争议性。这篇文章将关注强世功对中国一党宪政制度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论述。本文同时还将探讨强世功针对中国制度所提出的一种结合基本民主机制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性的一党宪政体系。强世功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有关合法性问题讨论的阶段上,他更关注的是中国宪政如何根据自身的逻辑实现长远发展。中国宪政发展取决于如何处理公民教育以及党与政府分权这两个关键问题。中国宪政秩序的核心为其独有的分权模式,即政府机构的行政权力(包括依法行政)与共产党的政治权力(包括国家宪法规范)之间的区分。     

白轲论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模式,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党国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白轲对中国党国宪政体制的研究。党国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宪政模式也在这种传统之下。但是,这种党国宪政体制在1982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一党宪政体制",是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的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和法治约束了党的行为方式,使其服从于宪法和法律。     

《天坛宪法草案》与民初宪政选择的失败

本文运用宪政制度分析的方法,探讨民国初年《天坛宪法草案》的制度特色。作者认为宪法草案中“超议会制”的政体设计是一种错误的宪政选择,违反了分权制衡与制度变迁的原则,因此无法获得北洋政治集团的支持与推动,这是民国初年民主转型失败在制度层面上的重要原因。     

论英国“王在法下”宪政传统的形成

"王在法下"是英国宪政传统的早期形态,法律造就了国王,国王必须遵守法律。"王在法下"宪政传统萌芽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导入的日耳曼社会原始民主习惯;发展于诺曼征服后,英国特有的封建制度;最终形成于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确立的普通法体系中,对英国现代法治原则有着深厚影响。     

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对白轲教授的回应

本文回顾了作者研究中国宪政秩序的学术背景,即在回应"宪法司法化"主张过程中,从法律社会学和法律政治学的视角来探索中国实际存在的宪政体制,从而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事实上的主权者"纳入到中国宪政研究中。作者讨论了白轲教授和他的诸多共同观点,回应了白轲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阐明福柯和卢梭的主权观对理解中国宪政秩序的重要意义,以及法律人与中国宪政体制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指出他与白轲教授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定位的不同。作者认为,要探索中国宪政的道路必须关心更大的理论问题,包括思考历史是否终结,普适价值如何中国化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学习西方的历史经验等,从而走出中国自己的宪政道路。     

宪政理念更新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系研究

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宪政理念由传统走向了现代.本文阐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分析了宪政理念的更新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宪政机制的要求,以期宪政理念更好的为经济体制转型服务.     

“政府”在中国:一个比较与反思

要在中国研究中确立中国的主体性,必须恢复中国概念的本来面目.就“政府”这一概念而言,要靠近“中国的”政府,必须回到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真实运用场景中去感受,去认知,去理解其内涵,进而去发掘原真的而不是已被解构与重构的“政府”.通过“政府”在“西方”和“中国过去”的比较发现,政府在中国当下具有四个复杂性面向,这四个面向也塑造了政府与当下中国人的四种关系结构:它是一个代表“官”的领域,并因其特权而与“民”不同;它是一个与私相对的“公”的领域,在此意义上它也代表国家;它是一种“有关部门”的职能分工,但这种分工仅限于内部分工而非权力分立;它受党的领导,又是党,党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融为一体.     

论财政分权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以往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判断往往仅关注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投资过度两个层面,这是不全面的。以制度变革方面看,中国式财政分权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国内投资两个层面而引发通货膨胀。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分税制改革有助于减轻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引发了通货膨胀的上升,而贸易开放度则抑制了中国通货膨胀。     

从“十一五”规划看执政方略的转变

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固定汇率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对未来中国货币政策的探讨

Using a macro dynamic model that is specified for the current Chinese economy, we investigate the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capital market was “open” under WTO frame-work while the exchange rate was fixed. Our purpose here is to find whether it is possible for China in this case to keep the effective monetary policy for stabilizing the domestic economy. For this, we suggest som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r restrictions). Given these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we find that not only the monetary policy can still be effective but also the fixed exchange regime will strengthen the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shared by both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the economy of its trade partners. The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model further shows that the under-valued RMB is necessary for the target exchange rate to be sustainable. Finally, due to the import pattern of the current Chinese economy, RMB appreciation will not help to resolve the trade deficit problem in the Western economy with respect to China.      

研究中国政治秩序的新方法

这篇评论讨论周雪光的《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和强世功的《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两位教授均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秩序的实际运作方式,但却出于不同的原因。周教授把事情的实况——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运作方式——多少作为已知的事实,从而试图提供一种解释。而强教授执笔的原因正好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政治秩序实际如何运作,在宪法学界得到的关注实在太少。周教授重点研究了面对来自高层政权的命令时下层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的共谋这个专门的问题。他关注的焦点让我们更加注意可能鲜为人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这一方面。但是他讨论的许多问题也似乎不是共谋问题本身,而是一般的委托-代理的冲突。在分析中国的宪法秩序时,强教授的文章呼吁少一些形式主义,更多一些现实主义。在完全承认文章提倡的方法论的优点的同时,评论认为,强教授自己的方法仍带有一些形式主义的因素。     

民间习惯法之“失”——《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之反思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中国法史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在这部著作里,瞿同祖先生通过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制定法和诉讼案件来考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基本精神,对于中国法史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瞿著因看不到社会、法律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对于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互动博弈存在失之专断的简单化倾向,因而其法律史解释也具有较大的主观性。     

“中国模式”:挑战与提升策略

政府主导性渐进式改革依据中国国情,致力于建设发达的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特点与制度保证。已经取得的改革业绩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信号,但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在积累,"中国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仍将经历长期的结构调整与体制完善的过程。继续提升改革绩效有赖于制度协调变革的持续推进、恰当定位市场与政府作用,本文主要探讨了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市场化推进以及公民社会培育等几方面的策略选择。     

西班牙国家科技研究与创新规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已经进入到制定科技创新规划的新阶段。为更好地学习国外经验,选取制定过7次科技创新规划的西班牙为对象,在梳理其科技研究与创新规划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西班牙国家科技研究与创新规划(2013-2016)》的制定过程和主要结构及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继而分析了西班牙科技研究与创新规划的主要特征,最后提出其对中国制定科技创新规划的启示。     

“双刃剑”上的中国财政分权——基于经济增长和波动效应的研究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诱致型的波动是对这些年中国经济最合理的刻画,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波动的根源.利用1994-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具有双面作用,一方面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导致中国经济的波动,而波动的根源是分权体制本身.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相互作用会激励地方政府无论在经济衰退期还是繁荣期都采用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正是这种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