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税收及制度建设初探

伴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税收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立足于我国环境背景,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和国外成功经验,对如何构建绿色税收体制进行了相关探讨.     

实现税收代际公平目标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税收的公平原则内涵应发生改变,即税收的公平原则必须引入代际公平理论,注意和追求世代间的税收公平。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应选择构建绿色税收体系及开征遗产税这两条路径实现税收代际公平目标。     

关于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发展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对此,人们更向往健康、绿色、低碳环保的社会生存环境,尤其是建设节约资源型社会、生态良好型社会的进程不断加快,构建与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已成为社会潮流,大势所趋。本文对构建与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绿色税收对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们对环境保护也越来越关注。低碳经济综合考量了经济与环境的发展关系,是一种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税收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于技术创新视角,分析了绿色税收对低碳经济的作用机制,通过技术创新调节绿色税收对低碳经济作用机制。根据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现状,提出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建议,分别为优化绿色税收体系、绿色税收对企业转型的引导与推进、扩大绿色税收的宣传引导效应等,以期供同行参考。     

浅议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视角

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日益重要。文章通过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剖析,揭示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关键特征;并指出我国迫切需要加强生态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完善绿色税收制度,建立环保基金制度及公众参与制度,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税收财政原则、税收效率及税收公平

税收财政的原则是监管税收的准则,它可以有效地解决税收服务成本问题,为了完善税收制度,必须坚持税收财政的原则,才能完善与改进税收制度。税收的原则与税收效率之间存在冲突,坚持税收财政原则的同时,必须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这样才能提升税收收入。文章作者根据多年经验,分析了税收效率的作用、税收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税收公平的判断准则及如何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希望可以改善我国税收的制度,使税收的效率与公平性可以得到更好的提高,使我国的税收制度可以更加完善。     

对绿色税收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现实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要务，环境保护更是不容忽视。在确保环境保护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发展目标，要求国家做好宏观调控，从各个方面进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其中，绿色税收是控制环境污染、解决环保问题的有效手段，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已成为我国税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科学完整的绿色税收体系，绿色税收的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完善。本文阐述了绿色税收的内涵，分析了我国推行绿色税收的重要性，探讨了我国绿色税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建设完善提出了战略对策。     

我国税收流失问题与对策研究

税收收入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部分,严重的偷逃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税收的现金支出刚性、公民纳税意识的薄弱、税收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性、较低的税收征管和执法水平都是造成我国大量税收流失的主要原因。因此,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严格税收执法是治理我国税收流失的有效途径。     

关于建立绿色税收体系的思考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环境状况的现实和国外先进经验说明: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目前,建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时机有利,基础有利,效率可行,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应该通过改收费为征税、对传统税种的完善、开征新税种等措施逐步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调控、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浅论建立健全我国绿色税收体系

面对我国目前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势在必行。本文就我国已有的环境税收政策进行分析,探讨如何改革和完善现行环境税收相关税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税收体系,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官员腐败对公司实际税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税收政策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政策,当前中国官员在税收执行方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政府官员在决定公司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上有很大的支配权和决策空间。税务负担是企业的重要支出,为了减轻税务负担,企业有行贿官员以达到降低税务负担的动机。本文以1993～2008年来披露的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案例为基础,手工收集涉及腐败官员的上市公司,实证分析了官员腐败对公司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行贿事件发生后,相对于没有行贿的公司,行贿公司的实际税率更低,而且行贿公司的实际税率在行贿事件发生后下降。我们认为应该缩小政府职能范围,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利,建立官僚体系内部的约束激励机制。     

新加坡个人所得税初探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低税负国家,个人所得税是其最主要的税种之一。与其他税种相似,新加坡个人所得税也具有宽税基、低税率的特点。同时,新加坡的税收征纳效率也是值得称道的。通过研究新加坡个人所得税的设计及征纳情况,可以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和完善提供更丰富的样本经验。     

【学界视点】营业税还是增值税：企业选择的逻辑基础

以企业为基础的分析单位,文章尝试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考察单个企业对营业税和增值税制度的选择行为及其逻辑基础。结论表明,在对经济预期稳定的情况下,企业更加偏好于增值税,而在经济处于波动的预期中将更加偏好于营业税。     

税收征管与企业对外投资: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税收征管强度也在不断提升。那么，税收征管是否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呢？鉴于鲜有文献探讨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本文利用"金税工程三期"政策上线这一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首次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增加企业纳税遵从度、促进"应收尽收"的税收征管政策冲击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并且这一结论在引入更多控制变量并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扰、安慰剂检验、更换样本周期、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等情况下依旧稳健。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增加了企业的避税动机，表现为企业偏好于向税率低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对外投资事件类型、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后，依据本文结论提出了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适度地提升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政策建议。     

新企业所得税法六大税收筹划策略

随着2008年1月1日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策略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本文就新企业所得税法提出了六大税收筹划策略,即企业组织形式的筹划、总分支机构的筹划、计税依据的筹划、税率的筹划、税收优惠的筹划和关联交易的筹划。     

从反避税的角度谈我国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制度设计

目前我国的两极分化趋势加剧,作为调节财富分配不均的现有的个人所得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此,具有缓解贫富差距的遗产税的开征与否成为关注的焦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纳税人避税手段多种多样,严重损害着我们国家的税收利益。为了使遗产税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我们在遗产税的制度设计上就必须强调反避税的理念。     

我国会计制度与企业所得税法规差异协调策略

税收从产生之日起,就与会计联系在一起。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与会计的联系更加紧密,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成为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分支。会计制度与税收的处理不仅是税务部门与企业的重要工作,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处理会计制度与税法之间的关系,既是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设计的理论问题,又是征纳双方确定征纳税额和反映会计信息的实践问题。在新的税法出台和新的会计准则实施后我国会计制度与企业所得税法规差异的协调更有意义。     

论我国税式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的构建

税式支出代表了一种预算政策,政府把税式支出所形成的税收损失列入预算并与直接支出一起统一加以管理。税式支出预算管理是对税式支出进行管理控制的有效手段,应该根据我国国情特色,逐步建立起我国的税式支出预算管理制度。     

税率调整、产权安排与实际税负差异——基于两税合并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所得税外生性变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整体税负以及法定税率下降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都有所下降，而且两类企业实际税负下降幅度无差异；（2）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实际税负的调节效应在2008年释放完毕，2009年公司实际税负没有发生持续性变化；（3）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新税法实施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整体税负无显著差异。     

“营改增”提高还是降低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文章以"营改增"试点服务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借助政策实施前后公司专利数量的变化,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视角经验研究了"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以及三重差分模型（DDD）的估计结果都一致地表明,"营改增"政策显著地抑制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进一步地,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抑制作用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绩效实现。上述检验结果意味着,"营改增"通过提高服务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使得企业在较低的创新水平上也能够很好地生存,鉴于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企业行为更趋于短期化,对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热情。文章不仅丰富了"营改增"之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的制度性诱因,对政府后续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而明晰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