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方向调节税开征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国家不失时机地对建筑税进行了改革,推出了投资方向调节税(以下简称“投税”)。相对而言,投税在建筑税的基础上跨进了一大步,它是对建筑税的“扬弃”,是深化改革、完善税制的重要内容,它拓宽了调控范围,增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有效牲,体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稳定性。开征投税有利于贯彻国家产业政策,控制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加强重点建设,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它是促进对投资实行计划管理的有效手段。笔者认为,要做好投税的征收管理,就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投税开征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重     

浅议储蓄分流

近年来，由于中央银行8次下调利率、国家开征利息税以及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等原因，使储蓄存款的增速放慢，储蓄存款出现了分流现象。储蓄分流在一定程度上是近几年来政府积极发展资本市场、鼓励居民金融投资多元化的效应的体现，储蓄分流对于启动消费、刺激生产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正确认识储蓄分流的作用

近几年来,由于中央银行7次下调利率、国家开征利息税以及实行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等原因,使储蓄存款的增速明显放缓,储蓄存款出现了分流现象.储蓄分流在一定程度上是近几年来政府积极发展资本市场、鼓励居民金融投资多元化的效应的体现,储蓄分流对于启动消费、刺激生产也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储蓄分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房产税"开征悬疑继续

“房产税”开征的罗生门2010年3月24日,重庆市长黄奇帆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上称,重庆已上报国务院申请施行“特别房产消费税”等抑制高房价思路。2010年4月8日,重庆地税局和国税局对之前坊间流传的诸如“房产消费税”、“物业税在重庆试点”均称“不清楚”。     

评论

徐诺金：抑制货币超发在于投资与储蓄的平衡经济学家徐诺金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货币超发是指货币供应量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形成超量货币。要从根本上解决货币超发问题,关键是要处理好消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我国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过去是储蓄小于投资,现在是储蓄大于投资的问题。这种储蓄与投资的内部失衡是在一定的体制和政策作用下转化为货币超发的。其根本解决途径在于宏观经济中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调整和优化。     

论低消费和高投资状况下我国财产税改革

我国目前低消费和高投资的经济状况不能长期持续下去。通过调整税收政策,使我国的宏观税基更多地依赖于储蓄或投资而不是消费,有利于提高消费率,改善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比例,使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财产税对财产存量征税,使我国的宏观税基更多地依赖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有利于降低储蓄,刺激消费。因此,通过财产税改革,增强财产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的地位,扩大财产税的征税范围和税基,加强财产税的累进性,开征新的财产税税种如遗产与赠与税,有利于提高消费率,改善消费和投资的比例。     

用税收手段分流存款刺激消费

税收分流的对象应为高收入阶层所拥有的储蓄存款。为了有铲地分流存款、刺激消费，可开征个人财产税、并调整个人所得税，对大宗消费和投资支出实行个人所得税抵扣制度。     

农业银行的客户选择

“十五”时期我国客户资源状况及对金融服务需求的特点我国银行客户主要包括企业和城乡居民两大类。“十五”时期 ,随着我国加入ＷＴＯ后更紧密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我国银行客户资源会出现以下一些明显变动 :1、城乡居民进一步由单纯的储蓄主体向集储蓄、消费、保险、投资于一体的经济主体转化。我国城乡居民过去长期以来没有货币投资功能 (农户家庭有生产、经营功能 ,但也没有货币投资功能 )。储蓄与消费往往既是对立 ,又是脱节的。一般是先储蓄、后消费 ;多储蓄、少消费 ;增加储蓄的一个主要手段往往是压低消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京沪渝深可能试点征房产税目前正等待最终批复

“房产税”可能开征的消息再次成业内外关注的焦点。有媒体报道，继重庆宣布拟对高端房征特别消费税后，上海也将开征住房保有税。有消息称，针对房产征税的试点地区可能定在京、沪、深、渝四个城市。     

延边地区经济增长主导因素分析

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储蓄、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阶段,延边地区经济增长则是“消费拉动型”增长,即消费是拉动延边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开征物业税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

开征物业税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的税源更依赖于环境的建设,而不是过多地依赖于土地出让;有利于减轻开发商在房地产开发初期的资金压力,降低其经营风险,吸引更多的开发商进入,促进房地产业的竞争,增进消费者福利;有利于鼓励和实现房地产的自住性需求;有利于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和投机行为。但由于开征物业税会导致房地产开发成本和进入壁垒降低,也可能造成房地产开发过度,产生房地产泡沫。     

房产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扩展Dong et al.(2019)通过企业家对住房地产和实体经济投资进行资产组合决策,把房价、投资、消费和产出等重要经济指标纳入主流新凯恩斯框架,考虑银行能否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两种情形,分析了房产税引入住房市场前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开征房产税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和新住房生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实体经济投资则具有正挤入效应增加和负抵押效应减少的双重效应。从短期看,当银行无法区分企业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因前期的负抵押效应大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减少,产出下降;当可清晰区分二者时,负抵押效应变为小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增加,产出上升。鉴于推出房产税对宏观经济影响较为复杂,应充分权衡利弊,采取必要辅助措施趋利避害。     

房产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扩展Dong et al.(2019)通过企业家对住房地产和实体经济投资进行资产组合决策,把房价、投资、消费和产出等重要经济指标纳入主流新凯恩斯框架,考虑银行能否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两种情形,分析了房产税引入住房市场前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开征房产税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和新住房生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实体经济投资则具有正挤入效应增加和负抵押效应减少的双重效应。从短期看,当银行无法区分企业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因前期的负抵押效应大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减少,产出下降;当可清晰区分二者时,负抵押效应变为小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增加,产出上升。鉴于推出房产税对宏观经济影响较为复杂,应充分权衡利弊,采取必要辅助措施趋利避害。     

物业税开征之声渐急促税制设计须审慎

物业税开征是近来我国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阐述了我国开征物业税的目的,并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物业税税制设计的整体思路。     

我国现阶段调整消费税制的有关问题

由消费税特殊的征收方式可以判断其功能和作用也应该是特殊的 ,与其他商品税相比 ,消费税更注重于政府宏观调控意图的体现 ,考察我国现阶段的消费税 ,自 1994年税改后已日臻成熟 ,但还存在着误区和不足 ,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形势以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趋势 ,我国的消费税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完善 ,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消费税的探讨 :消费税征税范围、消费税的环保功能、烟酒的消费税问题。     

筵席税的转型与回归归

我国如重启筵席税,则应明确其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和新内涵.转型后的筵席税不再仅针对公款宴请的消费行为,而是对不履行分餐义务和节约饮食义务的餐饮单位设置的一种行为税.通过对不实行分餐制的餐饮单位征收筵席税,对践行分餐制的餐饮单位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来鼓励餐饮单位积极履行分餐义务,以"寓禁于征"的方式引导餐饮业与消费者主动...     

完善消费税的思考

消费税计税价格核定与增值税的相关规定不衔接，不利于税款及时入库，难以防范纳税人偷漏税款；单一环节征税消弱了消费税的调节功能，难以形成完整的税收征管链条；价内税不能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为此，建议比照增值税的相关规定调整消费税计税价格，调整部分消费品征税环节，改价内税为价外税。     

完善我国现行不动产税制的基本构想

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有关改革不动产税制的提法,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现行不动产税制主要有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及对外资企业征收的城市房地产税等.本文在对我国现行不动产税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开征不动产税的经验,指出我国不动产税制改革方向.     

论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

公平、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某种税法不可能同时兼顾"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公平与效率价值之间表现为非稳定性。美国税法的历史发展也说明公平、效率价值之间是反复博弈的。在我国新一轮税改中应贯彻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从而探寻出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制度。     

How Should Business Profit Be Taxed? Some Thoughts on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 IFS*

This paper reviews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70s in economic thinking about the design of taxes on business profit. It charts developments from proposals for a cash flow tax from the Meade Committee, to refinements of this in the form of an ‘Allowance for Corporate Equity’ and the levying of the cash flow tax in the country of destination. It describes how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has led to ever‐increasing problems in the international tax system with respect to economic efficiency, profit shifting, complexity and tax competition. It also identifies why a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requires a major reform in the location of tax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