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忠实--读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中“纯语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忠实”等诸多的翻译思想。本雅明独特的理论否定了读者的主导地位，指出译作不可能绝对忠实于原作，译作和原作具有同等的地位，对传统翻译的忠实观和“原文至上”的翻译原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笔者认为，不能将传统的“忠实”原则，“原文至上”的译论观作为评价翻译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应客观地看待翻译中的可译与不可译、“忠实”与“等效”原则。     

瓦尔特·本雅明反传统的和谐翻译观--也谈瓦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

在"译者的任务"中,瓦尔特·本雅明认为译文不是对原文的传达,而是原文"后来的生命"(afterlife),并提出了"纯语言"(pure language)等概念.本文仅从原文与译文、信与自由两个方面探究本雅明反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他的翻译观不仅是反传统的,而且调和了传统翻译观中看似不能解决的冲突与矛盾,是一种和谐的翻译观.     

日汉翻译实践中的“信”的实现机制——翻译《见证南京大屠杀》有感

翻译是一项实事求是地应用语言的实践性活动,著名翻译家严复先生早就倡导过“信、达、雅”三原则,但现代翻译界对“信、达、雅”也有不同看法,如当今一些中国学者以客观上不存在绝对“信”的译作为由,主张译者应放弃对“信”（忠实）的主观追求。但笔者在翻译《见证南京大屠杀》时,感到“信、达、雅”的“信”尤其重要。“信”即“忠实于原文”．是翻译的第一要素和标准,因为翻译是一项实事求是地应用语言的实践性活动,高质量的翻译必起“信”于原文。然后把全文调整到“达”和“雅”,以求更高更好的“信”。这一过程就是在日汉翻译实践中“达”和“雅”之上的大“信”的实现机制和过程。     

本雅明翻译观与解构主义的形神探析

本雅明的《论译者的任务》,其观点与后期解构主义思潮在表象与内涵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分歧的地方,解构主义在解构传统观念的同时又在传统观念中寻找立足的平台,进行矛盾中的痛苦挣扎,是颠覆中的自我建构。     

“过犹不及”及其他——浅析刘庆荣教授的翻译

风格是评价翻译文本的要件.刘庆荣译文《行情暴涨的股票市场》主要存在“过”、“不及”和“翻译态度”问题.刘译化简为繁,与原文风格相去甚远,乃至背道而驰,这是致命伤.同时译者望文生义、缺乏严谨的翻译态度,译文还有翻译腔、语法、标点等值得商榷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过与不及都不是好翻译,翻译需要恰到好处.另外,翻译能力和态度都不可缺席.     

翻译中的“叛逆”

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牵涉到原作,译者和读者。由于译者的差异和历史,文化等原因,完全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创造性叛逆”的其合理性及其多种表现形式。     

谈谈翻译中的视点转换

翻译是一项涉及语言、文化等多种综合因素的“再创造”活动。同时,由于翻译涉及原作者和译文读者,因此对译者来说,翻译又是一种复杂的双向思维活动。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表达原文含义、保证译文的通顺流畅和修辞效果．译者不应只是被动的“隐形人”,而应充分发挥其能动性、转换视点,不断创造佳作。文章主要阐述了翻译中视点转换常用的方式和在翻译中的作用。     

文化中的归化与异化翻译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没有无民族文化的语言,也没有无可用语言描述的文化.所以文化因素被纳入翻译的视野.而归化与异化是处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从对二者的概念作深入剖析入手,用实例阐述了它们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并且,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译者都应遵循一条原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应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女性主义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

在传统“忠实观”的束缚下，“隐形”和“透明”是译者所要遵循的规范，也是其努力追求的境界。在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走到了一起，译者主体性在这一背景下呈现出别样的风貌。从翻译理论到翻译实践。女性主义译者开辟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误读”现象解析

坊间对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的关注主要是对译史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其翻译理论及策略。基于对科技译史的梳理爬剔,客观地说,“误读”作为一种策略在明清科技翻译实践中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事实一方面有悖于传统翻译圭臬,另一方面是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事实,其存在的理据在于它能满足无论是耶稣会士还是士大夫的不同翻译目的,是译者调和与合译者主体之间矛盾的最佳路径。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浮生六记》是林语堂最优秀的译作之一.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研究对象,指出翻译主体的研究应该逐渐深入,有必要关注影响译作形成的语言之外的所有因素.具体可归纳为外部环境因素与译者的主体性因素.探讨译者的人生态度、性格气质、美学趣味、写作风格等主观因素与译者文本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     

旅游翻译的生态学探析——以河南世遗景点“天地之中”为例

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以河南世遗景点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相关旅游文本为语料,探讨生态学视角的旅游翻译实践活动.旅游文本的创作者、译者、旅游文本及其译本的编辑、译文的读者、出版商、赞助人、委托人和审批人等,所有参与旅游翻译这一社会活动的行动者共同组成了旅游翻译网络;居于此网络主体地位的译者,要适应动态变化的外部旅游翻译生态环境,并与翻译网络中的其他参与者实现多维互动;此外,译者还要充分考虑语言、文化、交际、社会等各层面的跨文化因素,从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做出最佳适应性选择.     

对严复《天演论》翻译中“操纵”的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并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学翻译理论。勒菲弗尔在借鉴多元系统理论和权力话语理论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操纵理论,认为翻译应该分为四个层次:意识、诗学、论域和语言。严复在《天演论》的翻译中存在着大量意识形态方面和诗学观方面被操纵的现象,而《天演论》的翻译正是严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综合作用即操纵的结果。故论文通过对操纵理论的分析来达成对《天演论》的进一步研究。     

从文化语境看译者主体性——以严复译本《天演论》为例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界出现的“文化转向”思潮。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翻译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文化研究关注的是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翻译实践的。本文认为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制度都是通过生活其中并受其影响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来在译文中的。翻译研究的重心也逐渐从原文至上转向译文。翻译作为一个过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的译者的主体性作用也得到更多的关怀。笔者将译者的主体性置于文化语境视阈．分析文化语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拟从翻译过程中的“翻译文本的择取”、“翻译目的的确立”、“翻译策略的选用”和“译者思想意识形态”等几个方面说明特定文化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在严复译本《天演论》中的显彰。     

张谷若的翻译观：“地道的译文”——兼评其在张译《德伯家的苔丝》中的体现

“地道的译文”是张谷若先生提出的翻译观。作者对何为“地道的译文”进行了界定。并从“地道的译文”的四个方面即意义的准确性,译文语言的表达力,原文意境的再现以及异归均衡的体现,对张谷若先生译著《德伯家的苔丝》进行了具体分析。     

表“处所”的“许”的地域色彩

《世说新语》中“许”之“处所”义用得最多，而在同时期的“北魏三书”中却使用很少。通过探究“许”语源，观其在魏晋六朝以后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并结合“许”其他用法的大语言背景，认为袁“处所”的“许”有可能是南方的一个方言词。     

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译者主体性研究是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的热点,然而译学界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认识尚存分歧。研究发现,译者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的主观能动性,无论传统翻译观"透明"说,还是文化学派所客观描述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权力、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影响而对文本进行"重写"与"调整",都需要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传统翻译观并没有桎梏译者的主体性,文化学派也没有强调译者的主体性,翻译得好与不好、译文为读者接受或拒斥,都是译者发挥主体性的结果,且与译者地位无涉。     

翻译美学视角下《大中华文库·楚辞》英译研究

《楚辞》是我国诗歌的源头之一,但其英译研究相对滞后于其他经典作品.从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翻译美学角度研究《楚辞》英译是可行且有意义的.翻译美学涉及神似和形似这对美学命题,具体内容涉及意象、意境、格律及风格等诸多方面.从卓振英译的《大中华文库·楚辞》中看出,“以诗译诗”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为了全值再现原诗所蕴含的美,译者应该采取诗化译法.     

译者主体性在字幕翻译中的体现——以《花样年华》为例

文章试图借助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和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研究字幕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并在分析电影《花样年华》的基础上,认为翻译过程中从译本的选择到作品的阐释和语言层面上艺术的再创造,都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从文化语境看“林译小说”的译者主体性

林纾及其合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主观态度,因此,将“林译小说”放置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从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其中的译者主体性,是十分有必要的.“林译小说”中出现的众多独特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正是“林译小说”在当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