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机及渠道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不同国家应用的货币政策,我国面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压力,而应用的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研究了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退出机制,内容有退出时机和退出方式,指出了退出时机的条件,以及各种不同情况的退出方式。     

风险投资退出时机和退出方式选择研究

风险投资的高收益是通过风险投资成功的退出而实现的,可行的退出机制是风险投资成功的关键.只有风险投资顺利成功的退出才能够使风险投资这一动态过程循环往复,不断获取风险资本增值.风险资本家实施风险投资项目退出时必须对退出时机和退出方式进行选择.文章主要对风险资本选择最佳退出时机以及退出方式时应该考虑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最佳退出时机以及退出方式的选择遵循投资收益最大化的准则.     

美联储退出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工具选择与影响

文章在提炼非传统货币政策定义和回顾美联储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菲传统货币政策退出进程中的工具选择,强调退出的总体规划、时机、力度选择的重要性,进而分析退出非传统政策对美国、其他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以及中国可能带来的风险。     

创业投资退出方式和退出时机的决策分析

创业投资收益的实现最终取决于资金退出的成功与否,退出是创业投资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创业投资的退出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式和时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本文在对创业投资资金退出方式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创业投资资金的退出时机选择,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风险投资退出时机研究

信息不对称是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的重要特征,而退出环节的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形式不仅与其它环节相似,而且还有其特殊性.不同类型的信息不对称从不同的角度影响风险投资的退出时机.风险投资家在退出过程中必须以企业当前的状态为基础,结合风险资金市场供求和已确定的退出方式,准确把握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各种信息不对称的状况,选择能最大化其退出收益的最优退出时机.     

非传统货币政策研究——以美国实践为例

非传统货币政策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20世纪G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日本央行多次下调短期名义利率以刺激经济复苏,直到1999年2月,日本短期名义利率下降为零。当名义利率为零而经济却处于萧条时,由于名义利率不能为负,此时中央银行无法再利用名义利率下调刺激经济。为此,以短期名义利率为执行手段的传统货币政策失去操作空间,货币当局只得寻求其他的货币政策手段,非传统货币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许多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执行手段发生了变化,开始更多地采用非传统货币政策。本文研究了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内涵、执行手段和退出机制。并提出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策略研究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迹象初显,通货膨胀预期抬头,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面临着退出的选择,为何退出、何时退出以及怎样退出等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首先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背景,进而研究具体的退出策略,并指出退出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最后预测美国的退出对我国的影响。     

对中央银行非常规政策退出的几点思考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态势的不断显现,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有序退出也逐步提上了各国央行的议事日程。该文对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概念、类别,以及金融危机以来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非常规政策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评价,及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时机、节奏和顺序等战略决策进行了相关探讨和思考。     

后危机时代美联储刺激性货币政策的退出及其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危机,美联储创新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实施了高度宽松的刺激性货币政策。随着美国金融市场趋于稳定,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羡联储已开始酝酿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战略。本文在阐述关联储采取的各项刺激性政策的基础上,对刺激政策的退出展开分析,以此为中国的刺激政策退出提供借鉴。     

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价值及其面临的主要争论

通过对货币政策透明性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表明,货币政策透明性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责任性、可靠性;货币政策透明性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实践中,货币政策透明性还面临着三大主要争论.     

货币、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部门和多元宏观政策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反应规则及其协调组合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货币政策可继续盯住通胀和产出的稳定,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可分别重点盯住产出稳定和债务稳定,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重点关注以信贷利差和信贷波动为代表的关键金融变量;(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组合使用,能比任何单一政策工具都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反之,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将显著削弱彼此的调控效应,加大经济和金融波动,从而导致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3)从多种政策协调搭配产生“合力”的内在机制来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对产出、通胀、就业和债务等变量的稳定效应,对货币政策产生额外助力,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通过稳定金融体系和降低金融风险对货币政策产生助力。上述结论表明,在多种经济金融政策并存的情况下,基于良好设定的政策规则,同时加强政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是确保多元政策产生积极合力的重要基础。     

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有不同的作用,在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下两者的协调显得愈加重要。新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在此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在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指导下,在工具选择、政策时效与政策功能等方面积极协调配合,努力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优化经济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链式CPI在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的应用及启示

为削减债务赤字,美国政府计划把指数化支出政策中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由普通的CPI转向链式CPI。针对此问题,本文在介绍链式CPI的概念及其引入目的的基础上,分析了链式CPI与传统CPI的主要区别,并重点研究了链式CPI在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的应用,最后提出了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分析了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局限和困境,并探讨了其政策出路。本文突破了财政政策对私有部门挤出效应的传统分析方法,采用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交互作用,从更广泛视角分析政府政策的挤出效应;以个人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在不同时期的状态及调整为框架,并突破货币政策分析将利息作为负债成本的传统方法,将利息也作为资产收益评估政策效果;运用这一框架,并采用"核心GDP"作为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指标,分析美国最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局限和出路。     

本币升值背景下货币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目前人民币处于升值过程中,这种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等国的情况有类似之处,本文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等国在本币升值背景下采取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比较,总结了他们在本币升值时货币政策的得失,并提出了可供我国制定货币政策参考的若干建议。     

基于CPI视角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是货币当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然而,我国CPI编制方法的缺陷与不足使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本文认为,我国货币当局应当从货币供应量、信贷、财政赤字、投资需求、进出口贸易等方面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先行指标,构建CPI先行指标体系并将其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辅助参考指标,从而提高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冲击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货币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正目益受到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本文通过运用一个包含城乡居民两类家庭的DSGE模型,以我国2001-2012年含有131个变量的宏观数据为样本,进行FAVAR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明显,数量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但对农村居民收入会产生抑制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在普勒规则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扩展,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展开研究。通过研究本文发现:第一,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经济体所承受的冲击主要来自商品需求层面还是货币需求层面、货币需求主要来自商品市场还是货币市场以及总需求相对名义利率水平的弹性系数相关,而与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中通货膨胀的厌恶系数、商品市场供给层面的诸变量(包括商品市场供给层面的冲击、商品供给曲线的斜率等)无关;第二,当经济体的所受冲击主要来自商品需求层面、市场货币需求主要来自商品市场、且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作用效果较小时,则货币当局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社会福利;反之,则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更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社会福利。     

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最新文献述评

本文从常见研究视角和常用研究方法两个角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最新文献展开综述。通过综述本文发现,参考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理论的模型设定思路和量化方法,不仅可以避免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S-VAR模型作为重要工具的相关研究中存在的诸如价格之谜和产出之谜等问题,而且其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更有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