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遭遇“三大难”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生学术成就中有两部代表作不可忽略:一是奠定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崇高地位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一是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这些成就都与农民、农村问题分不开.费老晚年的经典之作《小城镇大问题》,则是他在当代中国城镇化刚刚起步的时候,研究新时期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向非农业转移,以及农民如何致富等社会问题时写下的,他当时就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引起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大问题,并预言中国要从农村实际出发、走自己独特的“小城镇建设”之路.     

理性与信仰间的精神拔河——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述评

《中国古典哲学略述》是冯达文先生新近推出的一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力作。该书的理论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对孔、孟原创儒学之“世间情”的发掘,对汉唐哲学之“宇宙论”模式的反思,对宋明理学心性论之“俗世化”的追问,都别具一格而发人深省;尤其是书中一以贯之的“信仰”与“价值”主题,曲折而清晰,宏大而深邃,或是冯先生对中华民族之精神历程的独到发现。该书的出版,无疑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幸事。     

儒家传统及其现代取向——访知名学者杜维明教授

记:杜先生,很荣幸您能接受我的采访。首先,请允许我冒昧地提出几个有关生活方面的问题.我听说您先前是学英语的,后来是如何走向儒家研究之路的?是什么促使您把那么多的精力投入到儒学研究中去的? 杜:我在中学的时候,大概十四五岁就开始接触到了儒学,这源于牟宗三先生的影响。牟先生是第二代新儒学家中比较突出的学者,他的学生教过我《论语》、《四书》,我也听过他的课.所以.大学的时     

“中国的”与“在中国的”

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区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他说,佛教中有些宗派,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与中国的思想不发生接触。比如由唐代高僧玄奘（596～664年）从印度引进中国的相宗就是这样,所以,它只能叫做“在中国的佛学”。它的影响,只限于少数人和短暂的时期。它们并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所以在中国的精神的发展中,简直没有缸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们都知道,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的,是伟大的列宁。他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里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而在列宁讲到这个问题之前,马克思自己也间接这样表示过:“1871年基辅大学经济学教授西伯尔先生(N.Sieber)在其所著《里嘉图的价值理论与资本理论》中,认为我关于价值,货币与资本的理论,在根本上是斯密,里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完成。”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这样坦率地承认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存在性的考察——与姜启渭先生商榷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如果马克思有两种含义 ,他一定会把它彻底搞清楚并在《资本论》前三卷作全面、系统、深刻、明确、正面的阐述 ;对它的“另一种意义”和“另外的意义” ,马克思而不会是提及而不论 ,姜启渭先生也不可能只是引用而不论 ;如果马克思没有来得及阐述要请恩格斯完成 ,或者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出新理论成果 ,整理出版《资本论》后两卷和他自己在著作中的阐述和说明。     

后生

“后生”,广州话里常用作形容词,意即“年轻的”。年轻小伙叫“后生仔”,年轻姑娘叫“后生女”。“后生”作为“先生”的对义词,很早就出现了。《仪礼·有司》:“兄弟之后生者,举觯于其长。”其注云:“后生,年少也。”到明清小说中,后生一词是常用词。《古今小说》:“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又:“(吕公)又道后生寡妇,在此居住不便,催他起身。”“后生”一词     

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

2007年10月29日,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主办、本刊和《中国哲学史》编辑部协办的“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儒学第三期”是指儒学继先秦、宋明的发展之后,在近代迎来了西学的挑战。而“三十年”指的是1977年至今,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新儒学自海外传入后被关注、讨论、质疑以及日益引发共鸣的三十年。“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学术座谈,旨在回顾儒学在近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检讨儒学在时下面临的课题,并展望其前号。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兴起“中国文化热”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李泽厚先生、朱维铮先生、黄万盛先生的莅会,以及未名湖畔的深秋物象,都为这个略具苍茫然而色彩恢宏的议题提供了难得的生动背景。参加座谈会的学者还有：陈来（北京大学哲学系）、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系）、陈启智（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所）、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陈祖为（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江宜桦（台湾大学历史系）、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中江（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郭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陈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胡治洪（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为保持“现场”氛围,以下内容依照录音整理,并按发言次序编排,个别略有调整。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刊载部分参会者的发言。欲了解全部发言内容,请登陆本刊网站：www．opentimes．cn。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中华传统鸽欣赏

前几日看见王世襄先生在《北京晚报》“五色土”栏目上发表文章，内容是为纪念抗战60周年，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前放飞和平鸽。但放飞的鸽子却都是灰色的信鸽，使他感觉很不舒服。因为中国有自己品种繁多的鸽子，有很好看的和平鸽，如朱环、点子、铁膀、乌头、铁翅乌、墨环等等。但是这些品种的鸽子已几乎濒临灭绝，是中国鸽文化的一种悲哀。     

半夜梅花入梦香——中国画家林存安的精神世界

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先生说：“株存安是一位修养全面的中国画家。因为他的画里有书卷气,有笔墨,有气韵,有生活。”在见过林存安并一遍遍翻阅了《林存安中国画》之后,我深有同感。     

“我们是白昼的儿子”

理解、认识《圣经》里的“上帝”形象的过程,也是理解、认识新的“人——神关系”的过程。我不能期望自己在“耶和华见证人”那里所获得的对“上帝”的认识有助于匡正一般中国人的“上帝”观,但起码可视之为一个中国人解读《圣经》的个案。     

槛外薪传的学术承接与对话——读萧楼的《夏村社会》

如何有效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萧楼的《夏村社会》以江南夏村为研究对象,将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差序格局”和晚年思考的“场”联系起来,全景式地叙述了村庄的历史、经济、政治、宗教和象征体系,并发展出“差序场”的概念,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也在人类学中国研究方面,为我们展示出一种槛外薪传的学术承接与对话的范例,意义深远.     

“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辨析——纪念王亚南先生诞辰120周年

王亚南先生提出的“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一次方法论的巨大革新,表现了中国人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许多经济学研究者的“座右铭”,时常被提及和引用。其本义是在批判奥地利学派的基础上,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结合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制度,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但其丰富内涵尚未系统研究,甚至众说纷纭,理解各异。基于此,王亚南先生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范畴,号召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其身体力行的成果就是《中国经济原论》。这是马克思经济学“中国化”的首次尝试。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仍然需要牢记王亚南的倡议。     

中国人经济学智慧的哲学表达

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在讨论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时，有一段设问后的自答，令人耳目一新。他说，儒家经典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两千年离我们有多远？其实没有多远。两千年前人们面临的矛盾，如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我”与他人等，今天依然存在；其处理原则虽然有了很大变化，但基本的东西仍然有用。静心一想，很对。     

激情与理智的均衡——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教授

<正>“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能否将巨大的人口包袱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在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格局,人力资源的配置主体、配置方式,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与交易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能否把握这种变化的规律,实施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直接关系着经济转型的成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教授在接受200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他对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独特见解。作为一个长期专注于劳动经济、人力资本研究的经济学者,姚先国教授习惯于从人的行为、人的作用角度去解读、探讨经济问题。在他看来,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要真正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必须了解经济主体,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行为,把握真实世界中的问题,“自己去看地底下”,从而提出能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建设性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正的学者也必然是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志士,正如马克思感慨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从而以毕生的精力探求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李大钊先生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姚先国教授同样把自己对国家、对社会、对普通百姓所具有的责任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体现于他整个“真实,真正,真诚”的人生历程和学术道路中,使得他在劳动经济领域的研究具有了较强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反作用”论可以“质疑”

“反作用”论可以“质疑”吴国柱《经济师》今年第８期“来稿摘编”专栏刊出了方正先生对王珏《关于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的几点质疑》的批驳意见。他说《质疑》“妙论横生，美不胜收”，当然是“独创”；这倒说的不错。只不过他说的是反话，我们却当正话听，就象刘冬先生在...     

连云港润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打造港航物流业界传媒平台

在航运物流业界，许多人关注着《每日航运》电子媒体、《连云港航运》以及《中国航务周刊》、《物流时代》、《中国航贸网》等媒体，因为在这些媒体上大多有着丰富的、与自己业务相关的、对自己企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信息。福建的一位港口企业老总说，他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上网阅读《每口航运》电子报刊，这已经成为他不可缺少的“课程”；     

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与当代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特别是他的绝对地租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绝对地租是否存在以及它的来源问题,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课题。近两三年来,《教学与研究》、《经济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一些政治经济学读物也对此问题发表了编著者的看法。在这篇文章里.我也想就有关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一我们知道,科学的地租理论是马克思第一个提出来的。在《资本论》第3卷、《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以及在与恩格斯的通信里,马克思对地租问题,特别是绝对地租问题进行了     

中国社会科学的人文性

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耄耋之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文章里,费老再次强调了这样一层意思:我们今天的社会研究,大体上都是"只见社会不见人",只是对社会的测量、描述和判断,却没有具体的人生感受和体悟,也没有人与人相处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道义关系.我想,他讲的不只是针对中国的社会学,当然也针对广义上的中国社会科学,甚至是对中国当前总体学问形态的一种反思吧!     

第二代股评家素描

拒绝商业化的“罗古听音” 他的真名叫罗延新,人们已经忘了他的真名,就连他自己也对自己的真名陌生起来,人们都叫他罗古。罗古是他的笔名。 知道罗古的人越来越多。《证券时报》有“罗古听音”专栏,《上海证券报》有“一周回视”专栏,不知道罗古选择笔名是不是因为他崇尚罗马古典精神?在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