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产业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流通产业为例,选取我国2000-2015年省域面板数据,依据内生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假说理论,从总体减贫、内部要素、区域差异、空间溢出等四个维度提出假设,讨论流通产业发展能否有效减少贫困.研究发现:流通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减贫效应,且在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中减贫效应表现突出;流通产业发展内部要素减贫效应存在显性差异;信息化水平减贫效应最大,劳动力、交通投资次之,人力资本减贫效应有待挖掘;流通产业减贫效应存在区域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流通产业减贫效应显著且高于中、西部地区;流通产业减贫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产业结构的普惠金融减贫分析——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的重要国策,金融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且普惠扶贫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基于此,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各个省级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非线性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减贫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并且随着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加强;普惠金融在空间层面上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贫困减缓作用均显著。据此,论文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融合发展、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门槛特征、加强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等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比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区域协调发展出发,提出了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是引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纲领。为此,借助空间杜宾模型,立足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文尝试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如何对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选取京津冀13个城市,借助2008—202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高-高”和“低-低”的集聚现象;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溢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城市相邻与否作用效果异质性显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研究践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门槛特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程度都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缓贫困还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越过某一门槛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显著增加。     

金融减贫: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互动关系及相对重要性分析

本文基于2014—2018年的CFPS数据检验了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和新兴的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以及二者在减贫中的互动关系及相对重要性。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均具有较强的减贫效应,且二者在减贫中存在互补效应。第二,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的互补效应有较强的异质性。对低资产家庭和农户家庭、接入互联网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银行竞争度较高地区以及低脆弱性的家庭,二者表现出更强的互补效应。此外,数字金融覆盖深度与传统金融表现出更强的互补关系。第三,基于相对重要性分析发现,整体而言,传统金融在减贫中发挥了相对重要的作用,但针对低资产家庭、农户家庭、接入互联网的家庭,数字金融能够发挥更重要的减贫效应。本文结论对于更好地利用不同金融模式协同发展,发挥金融的减贫功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减贫效应

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促进民族地区减贫、振兴乡村产业、发展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与非民族地区差距显著,基本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区域性特征,且民族地区内部各省区亦呈现显著的非均衡状态。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减贫存在门槛特征,民族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在跨越门槛前后均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特征。建议按照动态发展的原则,根据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阶段,采取相适应的措施并合理配置资源。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绿色金融试验田政策对地区零碳目标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8年我国29个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ID模型分析绿色金融"试验田"政策对地区碳减排的影响,进一步分析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推进实现"零碳目标"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异质DID模型考察政策效应的内在差异.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验田"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碳减排从而助力实现"零碳目标";机制检验表明,"试验田"政策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促进地区碳减排,但绿色技术水平这一路径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异质性检验表明,"试验田"政策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浙江省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政策效应,而新疆、江西、贵州和广东则无显著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其关联地区的贫困率,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偏误修正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及机制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绿色转型。社会经济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相关关系及影响机制,并对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进行探索。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可通过能源结构、技术效应、规模效应三种路径间接降低碳排放,碳排放减排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中部地区最为显著,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效果不明显。发挥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的转型作用、提升金融机构资金配置效率、加强地区空间联动应是未来绿色金融发展赋能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