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陕西两省保护区为例

以浙江和陕西两省的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对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农户进行抽样调查,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可知,薪材仍然是农户使用的最主要的能源,故以薪材为例分析其影响因素。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省份、区位对农户家庭用能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不同省份的用能量却是差异很大,北方由于冬季较冷,能源消费总量要远大于南方。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收入水平与薪材使用量呈反比关系,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收入会减少0.312个单位的薪材使用量;如果考虑区位和省份的影响,农户对薪材使用量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可能增大,但农户的家庭规模、收入水平、耕地面积以及林地面积等对薪材使用量却是没有影响,省柴灶的使用会大大节约薪材使用量。因此,应该大力推广使用节能环保能源,完善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以便满足农户用能需求并缓解与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矛盾。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需求研究——以甘肃省、云南省为例

文章利用甘肃省和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32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了解样本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定量地分析了影响农户薪柴消费需求的因素。研究发现,样本农户对薪柴等传统生物能源仍有较强的依赖性。燃煤、电力等商品能源对薪柴的替代效应不明显,但使用沼气的农户对薪柴的消费显著减少。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的增加能显著减少农户的薪柴消费,但薪柴消费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发现少数民族家庭的薪柴消费量显著高于汉族家庭。     

农户住房消费对日常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了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对于家庭日常消费的影响,试图从微观层面探寻农户消费结构内部的作用机制。首先,结合现有相关理论及现实经济背景,在理论层面上对农户的住房消费同家庭消费结构中其他消费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一个两者间相互权衡的作用机制;其次,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归纳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农户住房因素及收入、家庭、社区等其他控制因素对家庭消费量影响的概念模型;     

退耕还林工程对西部农户收入的影响:对西安周至县南部山区乡镇农户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研究退耕还林工程对西部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和作用。研究方法: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4月在周至南部山区的农户生计调查数据,建立统计回归模型,分别采用多元线性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定量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西部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参与退耕还林对农户家庭纯收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农户,但参与退耕通过户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时间变化对中低水平的农户收入也仍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研究结论:为巩固退耕工程成果,当地政府应提供信息,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积极发展外出务工等非农生产活动。     

保护区周边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研究

资源的过度利用和依赖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性是有影响的,因此识别保护区周边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有助于保护区定位到最需要帮助的农户,帮助农户从传统的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实现保护与发展的统一。本文利用湖北省、江西省、云南省14个保护区周边社区抽样调查的594份有效农户问卷,通过Heckman两阶段估计模型,判断保护区周边农户是否利用自然资源以及自然资源依赖度的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区域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其中收入来源中依赖自然资源的比例为28%,食物来源中消耗自然资源的比例占42%,能源消费中自然资源的比例占27%。(2)保护区管理对农户在收入和能源支出中的资源依赖度有显著影响,表明参与保护区的管理、培训和保护区发展项目可以减少农户生计活动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度。     

林农生计、参与意愿与公益林建设的可持续性——基于浙江省林农调查的实证分析

一般认为,因公益林建设对林农生计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政府必须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以激励林农积极参与,否则,公益林建设将难以持续。基于浙江省林农调查面板数据,本文通过计量经济分析,估计了公益林建设对林农收入和家庭能源消费等主要生计方式的影响,并分析了影响林农参与公益林建设工程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非农产业比较发达,林农收入和家庭能源消费等生计方式对林业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低,公益林建设对山区林农生计没有显著影响;林农经济收入和家庭能源消费等生计方式对林业资源的依赖程度,是决定山区林农参与公益林建设工程意愿的主要因素。因此,长期来说,降低林农生计对林业资源的依赖程度,是实现公益林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系嵌入性、养老保险与农户消费多元化

本文基于2012年西部民族地区7个省区,757个行政村的12392个有效样本的调查数据,评估了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对农户消费多元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会显著弱化农户消费的集中度,促进农户消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养老保险的普及,关系嵌入性对农户消费多元化促进作用会逐渐弱化。本文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而且对于推动农民消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地退耕的影响——以武陵山区为例

[目的]农地退耕是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晰农地退耕的影响因素可以为山区生态恢复提供新的路径。[方法]文章基于武陵山区180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山区农地退耕的因素,重点分析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地退耕的影响。[结果](1)研究区劳动力转移现象明显,85%的农户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比例达到51.61%,户均转移劳动力数量占家庭总人口的29.90%;(2)研究区农户退耕较为普遍,退耕农户占样本农户的55%,户均退耕面积0.31hm2;(3)非农收入和农业劳动力比例对农户的退耕面积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家庭女性劳动力数量、家庭总人数、承包地面积、种植耕地的总块数、两个地区哑变量——万木乡和丁市镇也显著影响了农户的退耕地面积。[结论]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非农收入增加促进了农户的农地退耕,但是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又降低了农户的退耕地面积,最终两者的作用相互抵消,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的退耕地面积产生了不可确定的影响。     

土地整治对农户“福祉—生态”耦合关系的影响 ——基于整治模式与地貌类型的异质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整治对农户“福祉水平—生态依赖”耦合的关系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其影响的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差异。研究方法：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体系和半参数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地方政府和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均对农户实现“高福祉—低依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江汉平原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促使“高福祉—低依赖”的实现概率高出地方政府主导模式17.5%,武陵山区这一概率则高出21.7%;（3）与武陵山区同一土地整治模式相比,江汉平原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可促使“低福祉—低依赖”的实现概率降低10.5%,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可促使“低福祉—高依赖”的实现概率降低25.3%。研究结论：土地整治对农户“福祉水平—生态依赖”耦合关系的影响受到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制约。     

农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基于湖北两地区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北省209户农村家庭的入户访谈调查数据,首先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消费阶层农户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家庭消费决策者性别和年龄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非预防性储蓄;家庭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数量会显著增加高消费农户的家庭支出,而这一因素对低消费农户家庭支出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显著的消费异质性;收入预期对所有消费阶层的农户消费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没有在高消费和低消费阶层中产生显著的消费引致效应;支付养老保险金不会影响高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却在低消费农户中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挤出效应。     

基于效用视角的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薪柴消费影响因素分析——以秦岭太白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基于秦岭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微观层面的调查数据,采用ologit模型和ols模型,从薪柴带给农户的效用角度,定量分析影响薪柴消费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条件对薪柴消费有负向影响,女性家庭成员个数、户主年龄有正向影响,农户生计和劳动力配置非农化程度有负向影响,农户居住的地理位置以及能源消费习惯也是影响薪柴消费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使用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基于甘肃省1735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基于2017年对甘肃省15个贫困村173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提高农户家庭的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特别有助于降低教育成本,增加农户家庭教育支出;互联网使用对贫困户消费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大于非贫困户,从而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差距;互联网使用有助于降低西部贫困地区农户的交易成本,拓宽消费渠道,优化市场环境。因此,提高西部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继续贯彻落实"互联网+农村"的相关政策,普及互联网使用,是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手段。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造成负面影响,改变了居民的膳食偏好,这些变化均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疫情对居民膳食消费影响的理论框架,并结合江苏省2019年与2020年两年农村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分别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和Poisson模型与归并最小绝对离差法(CLAD)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家庭的各类食物消费数量与膳食质量(多样性与膳食偏离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偏好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双重作用下,农户大部分食物消费量(谷类和奶制品除外)均显著提高;但膳食消费量的提高并未改善总体膳食质量,受疫情影响,农户总体膳食多样性水平下降,且食物实际摄入量与推荐摄入量的偏离程度进一步扩大。     

北京农村能源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1866个农村住户的调研

[目的]文章通过对北京市农村住户的能源消费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北京农村能源消费的总体现状、不同地形、不同区之间的消费差异以及主要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方法]运用描述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基于北京市13个区214个村庄1 866住户的调查数据,重点分析北京农村能源消费情况以及煤炭、电和薪柴3种主要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因素。[结果]从能源普及率来看,北京农村能源以电、煤炭和液化气为主;从消费量比重来看,以煤炭(60.4%)、薪柴(17.9%)、电(12.9%)为主,太阳能和沼气清洁能源比重较低,煤炭几乎全部用于家庭取暖;平原区和近郊区的电、煤炭、天然气消费量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薪柴低于其他地区,太阳能和液化气消费量的地区差别不大。地形特征和家庭常住人口对各种能源消费量影响都很大,家庭收入主要影响电(正向)和薪柴消费量(反向),对煤炭消费量影响不明显,峰谷电价对电消费量影响较大,采暖面积对煤炭和电有影响,对薪柴消费没有影响;是否节能改造和对雾霾认识对能源消费量影响不确定。[结论]采取科学分类指导及措施,改变农村冬季采暖方式,改造常规能源,加大对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和能源改造政策支持,以促进北京农村能源利用的优化升级。     

西部地区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计量关系

将石油消费量作为独立因素加入到C-D函数模型中,并将综合技术水平视为变量,利用协整分析、岭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西部地区1996-2011年的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计量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与石油消费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此外,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够促进石油的进一步消费。石油作为西部地区一种重要的能源要素,在短期内会继续支撑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因此,需要从提高石油利用率、建立石油消费预警机制、制定西部地区石油发展战略等方面实现石油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行为的差异分析——基于陕西、甘肃、宁夏的调查

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包括动因研究与影响因素研究两个方面。本文依据对陕甘宁诸多村庄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行为的差异,并从农户技术采用前的考虑因素和技术采用后的担忧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决策的因素,探讨了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若干因素。研究发现,技术属性的差异能够显著影响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不同技术具有的收益水平、技术风险以及对资源依赖程度的差异是导致农户技术采用决策差异的主要原因,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行为与影响因素具有线性关系或者"正U型"、"倒U型"关系。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政策应该顺应这一趋势而加以调整和优化。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AIDS模型研究

本文采用AIDS模型对2004年陕西省、山东省和江西省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份额前三位分别为粮食、肉类和蔬菜；地区差异是影响居民食物的消费因素之一；市场发育促进了水产品、肉类和瓜果等食物的消费，但减少了农村居民自产品的消费量；家庭规模对粮食、肉类、蔬菜和瓜果的影响具有显著性。     

生产半径对山区村庄布局调整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丽水市莲都区利山-栋村村为例

研究目的：分析生产半径变化对山区村庄布局调整的影响。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论：（1）生产半径是山区村庄布局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生产半径增大,村庄布局选择余地缩小,农户接受意愿降低;（2）年农作天数是影响农户对生产半径敏感度的重要因素,年农作天数越多,年均交通耗时越多,农户对生产半径敏感度越高;（3）在调查山区,适宜单程农作出行时间为8 min,适宜生产半径步行为666 m、人力车为2000 m、机动车为4000 m。     

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需求——基于浙江和陕西的实证分析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与需求水平是影响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浙江和陕西两省农户微观层面调查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正在向商品能源转变,尽管薪柴依然是该地区能源消费的主体,但商品性能源(电力、液化气)比重正在逐步提高,能源消费具有明显的组合特征。(2)收入水平是影响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与水平的主要因素,能源需求具有明显的"能源阶梯"特征。(3)地区差异、家庭生产结构(养猪数量)和户主年龄等特征也对能源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有一定的影响。文章还对促进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能源消费转换的具体措施进行了讨论。     

外出务工对农户食物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西部6县的调查

[目的]为了厘清贫困地区外出务工与农户食物消费的关系,文章以西部贫困地区为例,研究外出务工对农户食物消费的影响。[方法]该文使用陕西省镇安县、洛南县,云南省武定县、会泽县和贵州省盘县、正安县2015年1 368户农户实地调研数据,将在家成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调整样本的选择性偏差,降低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分析外出务工的影响效果。[结果]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进行匹配后,发现外出务工使农户的人均食物消费总支出的对数最多显著提高0. 081%,最少显著提高0. 060%。[结论]外出务工主要通过收入变化、外来的信息或经验和人口变化3方面影响农户的食物消费,且西部贫困地区外出务工显著提高农户的食物消费水平。相关部门应关注贫困地区农户食物消费与营养状况,改善其食物消费结构,提高食物安全与营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