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续保意愿实证研究

文章以农民"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2003年试点至今虽参合率很高但其主观续保意愿并不强"为背景,根据湖南省湘西自治州的实际调查资料,从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制度主、客观特征三个层面,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民"新农合"续保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定点医院的医疗服务满意度、"新农合"报销比例和报销便利性、家庭中拥有老人和小孩的数量、农民文化水平、农民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收入水平这些因素对农民续保"新农合"有显著影响,其中:具有定点医院的服务满意度对农民"新农合"续保意愿的影响最大,说明"新农合"定点医院的医疗服务是否能满足广大基层农民群众的医疗健康需要,是"新农合"发展的基础;家中拥有老人和小孩数量的影响次之,说明对拥有老人和小孩较多的家庭更加需要"新农合"为其提供医疗保障;"新农合"报销比例和报销手续的影响居三,报销比例的多少和手续难易程度将决定农民从续保"新农合"的受益程度;农民个体身体状况的影响排序第四;家庭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居第五;文化水平的正向影响居第六。     

城镇化进程中新农合政策对农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以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为基础,并基于清华大学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新农合专项调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分析,形成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对于农民就医行为的综合性分析.本文发现:新农合的普及显著提高了参合者的健康水平,并明显改善了参合者“小病拖、大病扛”的状况;同时,乡镇医疗卫生机构的利用率明显上升,县级以上卫生机构的就医比例有了一定的下降,基本在逐步实现分级诊疗的构想.新农合在调整农民分级诊疗的同时也反映出农民的就医能力依旧较弱,负担依旧偏重.     

“新农合”:经济绩效还是健康绩效?

本文使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2005年和2008年两期数据,对新农合的绩效重新进行了考察。本文发现:新农合显著提高了参合者的健康水平;改善了参合者"有病不医"的状况,提高了其医疗服务利用率;降低了参合者的自付比例,但实际医疗支出和大病支出发生率并未显著下降;医疗服务利用率的提高成为新农合影响参合者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渠道。据此本文推断,医疗服务需求弹性较大等原因使得参合者对新农合的反应是增加医疗消费而非减少医疗支出,因此新农合在改善参合者健康状况的同时,并未明显降低医疗负担。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筹集问题分析

新农合作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一项创新制度,从建立之初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问题和缺陷.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对新农合的医疗基金支出、国家总体财政支出,对新农合的参合率有显著性影响.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参合率,增加政府补助额,健全基金管理机制和提高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吸引企业人才流入的方法解决资金筹集问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费问题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保费问题是新农合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目前，辽宁省新农合制度保费存在诸多问题，影响到新农合的顺利运行。在筹集过程中主要存在农民参合性不高、逆向选择和筹集顺序不科学等问题；在管理方面主要存在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模式单一，且松散和管理的信息技术落后等问题。在新农合实践的过程中，应该从调动农民参合的积极性、保费筹集方式多样化和人大与政府对保费的监管力度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它。     

逆向选择、理性不及与农民的“新农合”拒参行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过多年推广,虽然获得了较高的参合率,但农民拒参现象依然较为普遍,参合农民的退出风险也一直存在。农民的拒参行为必然影响到新农合的风险分担能力与制度的可持续性。本文以逆向选择理论和有限理性理论为依据,以10省千户农民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的拒参行为及其原因展开分析,发现逆向选择和农民对疾病风险的认知都影响到农民的"新农合"的参与行为。笔者进一步探讨了该结论的政策含义,试图寻找解决"新农合"中农民拒参问题的可行途径。     

新医改背景下广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整与优化

从广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文简称为新农合）的覆盖面、农民参加新农合的比率（下文简称为参合率）等方面分析了新医改背景下广西新农合的现状,找出其主要存在问题,如重大病保障水平低、信息化程度低、基金使用率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条件简陋等,并提出了调整和优化广西新农合制度的对策：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基金使用率、提高信息化程度、提高管理经办机构的经办服务能力、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条件、加快新农合制度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     

影响中部地区新农村合作医疗需求水平提高的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的调查

新农合的需求是指医疗服务需求方（农户）,新农合的目标是为了缓解农民支付重病、大病医疗费用的压力,增加农民的医疗有效需求。分析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农户参与新农合的影响因素以及对新农合的满意情况。结果显示当前新农合的参与率已经很高,但农户对新农合的满意程度不高：收入、健康、年龄以及学历因素对参与率的影响已不显著;参加其他商业医疗保险、外出打工和政府对新农合的宣传对参与率影响显著;农户普遍认为新农合有报销起点过高、最高标准额过低以及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水平不理想等问题。根据上述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为促进中部地区新农合需求水平的提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自试点到全面推广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广大参合农民得到了基本的医疗保障，对农村未来的卫生事业影响将是深远的。但是“新农合”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远不止在医疗卫生方面，通过分析“新农合”对农村医疗的供给与需求、农民道德风险意识、农民收入、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等几个方面的影响探析了“新农合”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农户对新农合的需求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对农民新农合的需求作了框架性研究。运用线形扩展支出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民的支付能力。农村贫困人群确实存在支付能力问题。政府应对贫困人群的合作医疗筹资给予更大的支持力度。对于绝大数农民, 关键不在于支付能力, 而在于支付意愿。对农民的支付意愿构建了国家、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四维解释框架。在国家层面, 影响因素主要是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政府的"机构能力"以及补贴的力度大小;在社区层面, 社会资本在社区健康融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对合作医疗的支付意愿主要取决于其对参与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同时, 家庭成员内部风险分担机制和家庭之间风险分担机制也会对家庭的支付意愿产生影响。支付意愿还和农民的个人特征相关。     

基于农民就医环境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体评价研究——基于辽宁省A县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以问卷调查所得的370份调查资料为基础,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基于农民就医环境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体评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药品价格、服务态度、报销方便程度、药品种类和报销比例等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整体评价有显著影响,而就医的方便程度和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床位的紧张程度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整体评价没有有显著影响。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整体评价较为集中,在较好和一般之间,偏向一般。新农合在医疗技术水平、药品价格、服务态度、报销方便程度、药品种类和报销比例等方面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研究

基于3省245个农户的调查表明,农民当前最急需的公共品是卫生医疗、农田基础设施;农民的公共品需求有如下特点：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合意的公共品供给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直补政策和义务教育,农民对公共品供给最不满意的是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农村金融。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公共品的规模、质量、价格和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最后,对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进行了分析,并建议根据公共品供需衔接状况、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程度,实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给策略。     

河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能力分析

以河北省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制度供给和农民实际需求的角度定量评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能力.目前保障能力低下主要体现在筹资水平低、补偿水平低和农民受益面小等三个方面.应进一步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支持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及时调整补偿方案;建立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补偿模式;建立健全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适应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思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推进以来,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面对新农合全面推进的新形势,重点分析全面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建议,对于实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对脆弱性进行了定义并对其分解以反映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在实证分析层面上,本文使用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量化与分解。量化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分解结果发现相对于村间不平等,村内不平等是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家庭脆弱性及五个分解部分对家庭特征集合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是降低其脆弱性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家庭脆弱性,但大学教育支出会显著提高家庭的脆弱性水平,这较好地解释了目前出现的农村籍高中生弃考大学这一现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村家庭脆弱性;社会资本、更大的家庭规模和更高的劳动力占比有利于降低家庭脆弱性,这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农村家庭频繁的送礼活动以及倾向于组建大家庭的现象。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供给诱导需求和供需合谋问题探析

利用贝叶斯博弈模型分析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医疗机构和农民之间的博弈,分析引发医疗服务供给诱导需求的原因,以及由于道德风险引发的医疗机构和农民之间的合谋,并且提出建立第三方购买机制等若干建议,以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地快速增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问题与对策探析——一个参与主体的分析视角

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和社会转型,现行以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方筹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面临诸多诟病。为此,从参与主体的分析视角,深入探析现行新农合存在的现实困境,并寻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黑、鲁、豫、川4省68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黑龙江、山东、河南、四川4省684个样本农户数据,运用多元排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控制相关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并不能提高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而前景预期、政策了解度、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补贴、设立固定回收点或与回收企业合作、合作社参与等因素更能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为此,可以采取发挥非经济预期的作用、构建财政补贴机制、健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机制、利用合作社平台等措施激发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关键行为动机,提高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及乡村生态振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生计职能与绩效检验

保护农户生计是新农合的一项长远目标。课题组在四川阆中与富顺两地调查发现,新农合并没有显著地改善农户的生计策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补偿率偏低、人口流动频繁、大量的门诊费用没有报销、医药服务价格上涨太快等。本文提出了改进新农合生计职能的对策建议。     

False prosperity: Rethinking government support for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China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rural China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government support. To ensure the growth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s it as a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for its local institutions. Superficially, rural China's cooperative population and membership size witnessed rapid growth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after the Farmer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Law was enacted in 2007; however, such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lso leads to non-standard phenomena due to market distortion. Using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data from 504 cooperatives in Jiangsu, Jilin, and Sichuan provinc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liable estimate of the “shell cooperative” rate around 2014. The empirical study sheds further light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but chaotic growth by a subset containing 241 marketing cooperatives. Results show that direct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leads to the emergence of many shell cooperatives (approximately 37%). Further study also confirms that task-oriented policy support is on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nominal coverage ratio but h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cooperatives’ func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shell cooperatives and suggests that direct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may not be a good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