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

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与促进社会公平两方面担负着重任.2007年财政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共财政支出.本文基于2007-2011年全国30个处于不同区域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随区域的不同而不同,文章对现实情况和原因也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针对不同地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差异

通过对我国28个省份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考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以及与金融联系紧密的财政分权对于这种影响的作用.结果表明: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却没有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而财政分权对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也各不相同,其中仅在东北地区和西部有利于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他地区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还考虑了金融政策因素,以及经济的非国有化等反映市场经济制度的变量对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文章以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为基础,以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8-2012年的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且两者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互补效应明显.同时还发现:区域的财政支出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区域人均消费实力均会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而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民生财政支出与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证

在理论剖析民生财政支出对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7年我国省级城镇化面板数据,构建涵盖经济基础、社会功能及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重新测算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从全国和区域层面系统考察了民生财政支出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由于民生财政支出的城镇偏向性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拉大,民生财政支出对新型城镇化产生了抑制作用;在区域层面,民生财政支出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即沿海地区民生财政支出对新型城镇化产生了正效应,内陆和沿边地区则产生了负效应。     

皖江城市带地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探析

皖江城市是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产业承接涉及到方方面面,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在产业承接中发挥重要作用。利用皖江城市带8个地市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从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发,可以对皖江城市带各地市进行了实证分析。从长期来看,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并且存在着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技术进步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立足于我国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数字金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数字金融-技术进步-区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提高数字金融服务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水平均能显著提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我国财政支出波动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研究

利用1981—2010年我国27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在加入居民收入波动、金融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三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估计法,对我国财政支出波动与居民消费波动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波动受财政支出波动的影响显著,两者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水平及贸易开放度有助于减轻居民消费的波动程度;居民收入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金融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就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度而言,使用深度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并且,数字金融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也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数字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我国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1999—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各区域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推行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的区域化战略,在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实施有差别的科技金融政策;重视中部和西部科技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协调,构建中部和西部经济与科技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建立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性科技金融机构。     

城乡金融发展差异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水平是区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9～2016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规模、效率、结构三个维度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协调发展即城乡公平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差异和城乡金融发展结构差异越大越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是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传导因素.因此,应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发展战略、优化金融体系资源配置功能,以实现城乡公平和效率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基于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再检测

本文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从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两个方面定义金融发展,运用系统GMM估计,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以及这一影响的区域差异效应.研究表明,银行发展主要通过推动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而股票市场发展的作用在于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和机制与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关.本文的贡献在于为金融与经济之间非单调的联结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是有规模限制的,超过之后反而对经济增长不利.     

中国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异质需求

把金融效率分为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采用2001—2015年中国八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验证了政府干预对上述相关性的影响。全国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显示:资金聚集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资金分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加入政府干预变量后的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影响了区域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释放,且这种影响同样存在区域差距。这表明,具有不同发展初始条件的区域对金融政策的实施和调控具有异质需求,地方政府应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经济增长转型及政府职能转变,选择合适的金融领域实施相应政策,有效提高区域金融效率,支持经济长期良性增长。     

财政支出效率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效的财政支出政策无疑是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财政支出效率为出发点,构建内含劳动和资本要素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指标体系,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我国财政支出效率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效果和机制路径。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支出效率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但抑制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要素流动机制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效率会通过劳动和资本要素流动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其中劳动要素流动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在采用财政支出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时要注重财政支出政策的提质增效和区域合作,以便充分发挥财政支出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

要实现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需厘清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基于2002 ～ 201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金融集聚显著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工业集聚、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006-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以中国2006—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采用曲线调节效应回归模型探究了工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金融支持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工业集聚和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U”型关系,随着工业集聚程度增加,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先减少后增加。金融支持显著调节了工业集聚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使“U”型曲线更陡峭、拐点左移、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更高。     

可持续经济福利驱动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模型对可持续经济福利与共同富裕二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可持续经济福利均能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驱动作用，且呈现区域异质性。可持续经济福利通过影响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在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经济增长能够显著正向调节可持续经济福利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基于此，应完善兜底为要、适度普惠的可持续经济福利体系，形塑规范有序、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探索协同共建、均衡发展的可持续经济福利区域合作模式。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再研究——基于我国三大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

笔者基于我国东、中、西部1978年～ 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的金融发展,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能助推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但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负效应;中西部的金融发展虽然在长期能引导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化进程,但短期因果关系并不成立;中部金融塌陷明显,而西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贡献最小.     

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建立以区域金融实力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区域金融实力对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直接促进效应,提升区域金融实力可以显著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FDI溢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和方向都存在基于区域金融实力的双门槛效应,FDI的引入必须与区域金融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区域金融实力较低时,过剩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当区域金融实力提升到或跨越临界门槛值后,适量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对我国31个省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区域和时点差异。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聚类分析的新视角

本文首先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行了述评,进而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以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指标对区域重新进行划分,把全国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类型。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比较鲜明的地区差异性,不同地区类型的各项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差异较大。其蕴含的政策意义是在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时,一定要特别注意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及各项地方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