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负债现状和结构特征分析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即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对中国家庭负债呈现出的现状、结构特征等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家庭如何合理的安排资产结构、借贷消费行为,以及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及金融产品的创新等都有重大的意义。基于此,只有对家庭负债问题展开具体的探究,才能引导居民更好地理财更科学地消费。     

住房负债与中国城镇家庭异质性消费——基于住房财富效应的视角

本文将住房负债引入到家庭消费模型,采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以中国城镇家庭为对象,研究了住房负债对家庭异质性消费问题。研究发现:(1)住房负债增加会削弱风险厌恶家庭的消费水平,但是会刺激风险偏好家庭的消费水平;(2)风险偏好家庭的住房负债增强了住房财富效应,而风险厌恶家庭的住房负债减弱了住房财富效应(3)精神消费对住房财富、家庭负债的敏感度大于物质消费,物质消费表现出必需品特征,精神消费表现出奢侈品特征。     

家庭债务的变动与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来自中国的证据

通过引入家庭债务变量对LC-PIH模型进行扩展,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DOLS)方法、误差修正模型、暂时性—持久性因子分解和脉冲响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债务、收入和财富的持久性变动对消费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收入的持久性变动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财富和家庭债务;不同于传统分析框架的结论,不但财富的持久性变动会影响消费,其暂时性变动也会影响消费,但收入的暂时性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家庭债务和财富的持久性和暂时性变动共同作用下,消费变动更为剧烈。因此,政策当局一方面要稳步提升居民预期收入水平,完善消费信贷的相关政策,以推动消费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还应密切关注家庭负债水平,以防范家庭过度负债而可能引发的债务收缩,导致消费的大幅下滑。     

北京市家庭消费研究

家庭消费问题一直是北京市摆脱内需不足的一大阻力,其中城乡家庭消费数量、家庭消费结构是这一问题的主要表现。严格控制房价,减少住房消费的影响;加强公共消费政策的引导,尽量消除居民畸形消费、过度消费的问题,改善消费结构;改善分配制度,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应成为北京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扩大内需,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政策首选。     

美国家庭债务与消费同步运动的周期性研究

美国家庭债务是战后美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机制之一,对近70年来美国家庭消费与债务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1世纪以来美国家庭债务的爆炸式增长引发了学界对美国家庭债务与消费内在关系的广泛关注。本文旨在探讨美国家庭债务与消费行为的内在关系与动态变化,在分析二战以来美国家庭债务规模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美国实际家庭债务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同步运动特征,并利用LSTR非线性模型定量验证和探讨美国家庭债务与消费同步运动的周期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债务与消费的内在关联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经济扩张阶段与经济收缩阶段呈现出差异性的同步运动规律,家庭债务与消费同步运动具有明显的周期特征,与经济的周期运行具有较高的耦合度。     

住房资产多重属性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达90%,住房资产是中国家庭资产的主要形式,房价上涨,家庭财富增值,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拉动作用非常小,只存在轻微的“资产效应”。住房资产有消费、投资、抵押等多重属性,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无房、一套房与多套房家庭之间具有显著异质性。无房家庭“为购房而储蓄”抑制了消费;一套房家庭住房表现为消费属性,变现可能性低,表现为未兑现的财富,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多套房家庭住房投资属性强,其对消费影响显著高于一套房家庭。房价上涨并不能刺激我国消费,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根本途径,在住房进入存量市场时代,应引导居民合理配置资产,稳定房地产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家庭需要,推动金融市场创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农民工家庭城乡消费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东部9城市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东部9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结合生命周期一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考察了农民工家庭城乡消费的影响因素.总体来看,农民工家庭消费的3/4发生在城市,且城市消费比重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农民工家庭的城乡消费有着不同的决策机制,但都呈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均住房资产是影响城市消费的重要因素.     

房产和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中国的微观证据

利用最新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区分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的基础上,分析房产和金融资产及扣除债务后的净资产在消费中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在房产拥有者中,房产的消费弹性在0.07～0.09之间,即房产增加100元,消费将增加7～9元;而金融资产的消费弹性比房产的消费弹性要小得多,当金融资产增加100元时,消费只增加2元左右;老年家庭房产的消费弹性低于年轻家庭;城市家庭的房产消费弹性高于农村家庭;借贷能力对资产的消费弹性没有影响。     

家庭消费、保险、投资策略研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个体收入的增多,如何有效配置资产成为每个家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建立了关于消费、保险、投资的随机最优模型,采用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最优的家庭资产配置策略。并对部分影响因素做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遗产动机影响寿险需求,对消费和投资基本无影响;消费的跨期替代偏好影响消费和投资需求;投资、消费、财险需求与家庭财富正向关,寿险需求与其反向关。     

住房财富与旅游消费——兼论高房价背景下提升新兴消费可行吗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实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居民家庭以房产为主的财富分布严重不均衡和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已成为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矛盾,对此旅游消费等新兴消费也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相比以往研究,本文创新性地以旅游消费为代表的家庭新兴消费为对象,研究高房价背景下提升家庭新兴消费的可行性.采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住房财富增加显著地提升了家庭的旅游消费支出.在时间趋势上,家庭获得住房产权时间与旅游消费呈现“U”型关系;在微观机制上,住房财富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财富效应,而抵押负债效应(房奴效应)并不显著;家庭旅游消费扩张没有影响到家庭必需品和耐用品的消费,但却挤出了培训教育等其他新兴消费并会降低家庭新兴消费在总体支出中的比例.     

家庭资产结构及其价格波动对城乡居民消费模式的影响研究

实现经济可持续均衡发展,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了城乡异质性下家庭资产结构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资产存量和资产价格对家庭消费具有正向效应.此外,城乡差异背景下,不同的家庭资产对家庭消费模式具有异质性效应,尤其是发展型消费的财富效应更大.更重要的是从家庭资...     

资产价格变动的财富效应分析

资产价格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所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也一直存在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产价格变动会不会影响消费?如果答案是会的话，那么它又是怎样影响消费，即资产价格变化影响消费的渠道有哪些?第二，是不是不同的资产类型会对消费有不同的影响效应?而这种效应是不是在不同的国家会不一样，即资产价格的财富效应的大小会不会反应出一国金融系统的性质?本文围绕以上问题，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对象来展开研究。文章第一部分分析发达国家近年来家庭持有资产的最新变动趋势；第二部分根据资产的不同类型来讨论资产价格变化影响消费的渠道以及金融系统对财富效应发生作用的影响；第三部分给出资产价格变化影响消费的一些实证证据；文章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去杠杆化:成效及影响

正一、金融危机前美国经济的高杠杆率2008年危机前,美国家庭、政府和金融部门均陷入过度负债之中,美国经济的高杠杆率主要体现在居民、政府和金融部门。(一)家庭部门的高杠杆次贷危机爆发前的10年多,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上升。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67%左右开始持续攀升,到2007年达到72%。伴随高消费的是美国居民负债不断增加。2001年以来,美国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通过进城打工获得工资性收入，从而形成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与市场距离更近的劳动者有更高概率参与到非农就业中，从而获得更高工资。因此，探讨制造业中心距离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辐射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HIP1988—2018年微观入户数据考察制造业中心距离对农村家庭人均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发现，在控制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家庭收入与资产等变量后，农村家庭与制造业中心的距离增加将抑制农村家庭消费，特别是对食品消费、居住消费和家庭设备消费一直保持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与上海或当地省会距离越远的农村家庭，其食品消费占比（恩格尔系数）越高；与上海、广东或当地省会距离越远的农村家庭，其居住消费占比越低。但农村家庭与上海或广东的距离对家庭设备消费占比的影响经历了由负转正的变化。     

住房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机制

文章从理论方面探讨了住房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四点发现。 第一,住房净财富促进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表现为“财富效应”;住房财富比抑制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表现为“挤出效应”。 第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资产配置的分散化程度以及对风险厌恶的容忍度,促进对风险资产的选择;“挤出效应”通过提高非流动性风险以及降低对风险的容忍度而降低对风险资产的选择。 第三,正规住房负债促进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抑制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 第四,住房负债通过影响家庭财富水平进而作用于风险资产选择;正规住房负债提高了家庭财富水平,促进了其对风险资产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降低了家庭财富水平,抑制了其对风险资产选择。     

房产税影响居民住房消费选择吗?——基于美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Heckman模型,采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美国都市住房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房产税对美国家庭住宅消费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住宅权属选择方面,房产税具有负的影响效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拥有住宅;随着单位面积上房产税税额的提高,具有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其住宅权属需求受到房产税的冲击更小。在住宅消费需求方面,房产税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且对美国不同类型的家庭住宅消费需求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收入水平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有更高的住宅消费偏好,随着单位面积上房产税税额的提高,其住宅消费需求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农民工养老保险与消费分层——来自浙江的调查北大核心

文章基于2017年1月在浙江省三地市调查的938个农民工及其家庭数据,利用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因素,探究在不同消费层次上,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所产生的"资产替代效应";增加农民工收入固然能促进其消费,但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表现出有养老保险的高消费水平家庭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且受教育水平对其消费产生积极效应,而无养老保险的中低消费水平家庭则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且与户主的性别、年龄、婚姻均显著相关。由此得出的政策含义是通过使养老保险可转移接续,增加缴费档次并配套补贴,强化企业和农民工参保意识,以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覆盖率,增加其消费信心,走出因制度不公平等所导致的消费困境。     

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相关问题研究

对于家庭资产来说,其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有物质资产,第二种是金融资产。而家庭金融资产实际上指的就是家庭所拥有的各种金融工具或者是金融产品。目前来说,家庭金融资产的种类十分之多,并且资产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为了保证保险业能够更好地满足家庭金融资产的保险需求,笔者对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同时相应提出了一定的解决措施,以期能够为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住房财富、家庭杠杆率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居民住房是家庭资产的重要形式,住房价格平稳对宏观经济健康发展与微观家庭福祉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采用2011、2013、2015、2017年共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家庭杠杆率对住房财富效应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发现：家庭杠杆率会影响住房的财富效应,较低家庭杠杆水平下住房财富效应较小,中等家庭杠杆率水平下住房财富效应明显放大,而过高的杠杆率会抑制住房财富效应。我国宏观政策在实现“房住不炒”这一目标的同时,也要防范和关注住房价格下跌对居民消费的消极影响。同时,由于家庭杠杆率对住房财富发挥效应具有影响,可以将家庭杠杆率作为政策调节工具,稳定住房需求和家庭消费。     

扩大国内需求与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振兴中国居民消费,需要从供给和需求双侧发力,实现改革与政策协同推进,促进全体居民消费和农民等低收入重点群体消费并重,坚持短期振兴消费与长期促进消费相结合。推动消费复苏与升级,要着力稳定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改善消费条件;拓展消费业态,创新消费场景;鼓励新型消费,增强消费活力;完善农村消费环境,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供给和需求平衡,需要实现由投资导向型发展思路向收入和消费导向型发展思路的转变,一个具体的制度性关键是引导税制设计实现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的转型,通过消费者“用脚投票”效应去评价企业,真正提高投资效率和企业竞争力,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均衡发展。数字消费是数字技术与消费行为的耦合,涵盖以数字商品和数字化商品为主的消费对象,反映了数字经济时代消费发展的新特征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促进数字消费发展,要着力下沉拓展市场,发挥数字消费对生产的引领作用,加强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推进数字消费制度建设。我国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消费差距小于收入和资产差距、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