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气候规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以美欧为例论绿色霸权的构建

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但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集体行动绩效不佳。不同于国际政治理论所预测的国家间通过相互合作来应对共同威胁,单个国家或地区往往会主动采取国内单边气候规制;也不同于国际经济理论所预测的在公共产品不足情形下将出现搭便车行为,率先实施国内单边气候规制的国家往往会激励其他国家跟随并采纳高水平高标准的气候规制措施。作者借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解释不断涌现的、镶嵌在全球多边气候治理框架下的各类单边气候规制,研究发现：国内单边气候规制有助于从能源供给安全、低碳生产结构、绿色金融体系和低碳技术知识四方面产生绿色结构性权力。这种绿色结构性权力赋予一国推行跨境单边气候规制的能力,一旦国家层面的跨境单边气候规制得以成功实施,则意味着绿色霸权的生成。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当前最具争议的绿色霸权工具之一,建立在绿色结构性权力和进口市场权力相互依托的基础之上,利用不同市场的碳价差异抽取“租金”,不仅意图实现绿色结构性权力的“变现”,而且将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实力差距。这是绿色结构性权力借由贸易渠道转化为绿色霸权的可能过程。发达国家率先发起的国内单边气...     

积极应对中美高技术产业的激烈竞争

当前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采取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全面出击,重点突破"。全面出击是指美国利用"双反"、301条款、337条款等调查手段对中国的所有高技术产品尤其是战略性新兴技术及产品进行结构性打压。重点突破是指美国在全面出击的基础上,选择重点行业或领域进行突破。在实施过程中,美国对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措施:对中国具备优势的产业或产品,美国利用设置贸易壁垒、市场准入、"双反"调查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手段进行结构性打压,降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对创新政策,美国利用国际规则来挑战中国创新政策,并迫使中国改变或至少调整政策内容;对前沿和基础的技术,美国主动布局,加大投入,力争保持并扩大对中国的技术领先优势。     

美元霸权论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霸权稳定论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经济理论之一,它认为具有霸权地位大国的存在,是世界经济稳定和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经济金融领域,霸权稳定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通过多种形式推行美元霸权,如金融外交、汇率安排、制定国际规则等。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却使世界为之“付费”。本文对霸权稳定论与美元霸权进行评述,并总结归纳了中国应对美元霸权的对策。     

WTO新一轮农业谈判：问题与前景

WTO《农业协定》自1995年生效以来，由于存在一系列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不利于改善国际农业竞争环境，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本文剖析了目前农业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及今后的谈判前景。认为WTO新一轮农业谈判，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业贸易规则，对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建议我国应在战略上努力推动农业谈判进程。并提出了我国参与WTO农业谈判的政策建议。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基础——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近期美国政治经济的变迁引起人们对美国贸易政策走向的忧虑。作者构建了国际体系与官僚政治决策结合的研究框架,以中美贸易为例,分析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基础。根据该分析框架,美国贸易政策以自由贸易为主兼顾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布什任期内乃至更长时间内将处于更加显著的位置,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亦是如此。     

金融危机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以美国为例

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萧条，各国对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贴良方跃跃欲试。尤其是遭受危机重创的美国更是已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本文通过回顾美国早期的和七十年代以后的贸易保护政策，详细分析了金融危机情势下美国实施的新贸易保护措施，由此揭示美国的贸易政策为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启示。     

大湾区如何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与WTO相关规则对比分析发现,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数字贸易、“边境（后）”规则等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从经济领域和规则领域两个层面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粤港澳大湾区可在非关税壁垒领域（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标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领域（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自由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领域（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贸易领域（审慎管理数据要素,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中小企业领域（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先行先试部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中国改进经贸规则,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模板”提供智力支持。     

加入CPTPP: 战略意义、现实差距与政策建议

我国申请加入CPTPP,是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与CPTPP规则相比,我国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货物贸易、投资及知识产权、竞争政策、补贴、劳工标准等规则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要推进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开放,加快构建数字贸易和数字治理框架体系,推进货物贸易关税及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建设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和政策体系,加快改革扭曲市场的补贴制度,提高劳动保障制度国际化水平.同时,以推动互利共赢为立足点减少地缘政治因素干扰,以自贸区(FTA)建设为抓手推动谈判进程,发挥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先行先试作用,进行法律政策调整,废止或修改不适应的法律法规,确保配套机制能够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相适应.     

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的新动向

中美纺织品贸易长期以来是两国经贸乃至政治领域中的敏感话题。本文立足于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规范当今中美纺织品贸易的体制性框架,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新动向包括:依托WTO规则及中国入世相关法律条款巧设进口壁垒;以数量性限制作为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鼓动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的设限行为;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弱化中国输美纺织品的竞争优势等。 通过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法律三方面的成因分析,作者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作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乃至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仅仅是美国牵制中国以最终实现其国家战略的一个筹码。     

如何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论东亚集体行动的可选择性

本文考查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源,指出在美国继续把反倾销税和非贸易壁垒作为限制某些商品进口的重要手段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出口前景,普遍存在不确定感。未来中国和东亚各国(地区)采取集体行动方式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权,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选择。     

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日本异质论及美国"对日修正主义"是日美经贸摩擦延伸至体制领域的重要表现。它既是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变迁的产物,又具有深刻的学术和舆论背景。美国"对日修正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差异、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及其相应政策手段的特殊性、美国对日贸易策略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其理论观点,在美国舆论界、学术界和决策层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制度经济学看宁波外贸优势

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国际贸易原因时,都未考虑制度因素对形成国际贸易优势的影响,将制度视为既定的或者制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在解释现实世界中暴露出许多局限性。文章从分析宁波外贸优势原因出发,从产权制度、政府政策、人力资本和产业集群等方面分析了制度对宁波外贸发展     

后危机时代美国外贸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国际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大力调整外贸政策,确定国家出口战略,力图提升国际竞争力,文章对美国外贸政策调整的基本内容、背景及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美国政策调整的隐形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并认为它无益于美国国内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探析——美国金融霸权视角

我国经常账户已连续十多年保持顺差，近几年更是呈现出逐渐升高的态势。金融霸权作为美国长期维持大量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的基础，正是我国出现巨额顺差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是美国金融优势、强势美元政策和国家根本利益在国际收支账户上的集中表现，是由金融霸权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短期，我国必须坚决保护自身比较优势、坚持汇率稳步提升和多渠道消化贸易顺差。而在长期，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金融产业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美国金融霸权的依赖，实现我国的经济平衡。     

美国维护还是破坏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基于霸权收益计算的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着明确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美国并没有维系世界经济的稳定,也不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唯一力量。无论是全球型霸权国家还是俱乐部型霸权国家及其国家集团,它们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以谋求霸权利益时,都会进行利益计算,但霸权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计算方法始终处于调整与变化之中。当霸权国家核心决策者发生更替或者霸权国的利益目标及决策偏好出现变化时,霸权国家的目标函数与时间贴现因子也会相应出现变化,进而改变霸权国家可控制资源配置的最优条件。对于国际社会秩序和世界经济运行的稳定与否,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集团的存在是中性的。     

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作者探讨了霸权稳定论如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学者对不同国际经济问题领域的研究催生了霸权稳定论,其核心主张是国家间权力的霸权式分布有利于国际经济秩序稳定。80年代以后,年轻学者从两个方面拓展了霸权稳定论的研究:第一,霸权稳定论的逆否命题——霸权衰落导致霸权国干预国际经济政策的力度加强——成为80年代富有影响力的理论假设和政策辩论主题。第二,从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类比和地区扩展等四个层面深化霸权稳定论的学理内涵。到90年代初,学者们认为权力分布和自由体系之间呈现出一种U关系,即国家间权力的差距过大或者过小时国际经济体系都呈现出开放状态。欧美学者围绕霸权稳定论长达20多年的争鸣,以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体系的开放还是保护为分析对象,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体系层面向国内层面的转型。霸权稳定论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至少在区分问题领域、多学科发展以及学术分工这三点上需引起重视。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in the Post-pandemic World

This paper applies an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ist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e argue that the initial success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 and re-enforcement that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WTO can be explained by three major factors: the hegemonic position of the US, the belief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would foster prosperity and peace, and Cold War politics. However, declining US hegemony along with a shift in glob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led to a shift from multilateral toward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since the 1990s. Today, the WTO faces several new challenges, including increasing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creasing digitization of commerce, and disrupted supply chains following COVID-19. A functioning WTO that facilitates global economic re-integration remains crucial to ensure a strong recovery from the pandemic and continued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economy.     

技术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博弈

以技术为主要解释变量,可以从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互动的角度分析技术与霸权兴衰之间的关系。市场寻求财富,国家寻求权力。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存在矛盾互动,既有张力也有统一。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出现于两种情况:其一,技术周期更迭且新技术研发滞后。其二,霸权国比较权力优势下降,安全威胁感上升。为了护持霸权,主导国会基于国家逻辑"校正"市场逻辑。然而,"天平重心"偏向哪种逻辑并不必然决定霸权兴衰的结果。未来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各国会更加强调加强自主研发能力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带来诸多新挑战,甚至可能重塑世界格局。大国之间的冲突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有诉诸国际交流与合作,各国才能共同应对挑战并共享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