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明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及国际关系北大核心

文化、文明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与发展 ,是决定和影响人类活动的长期的基本因素。 2 0世纪是意识形态的世纪。在冷战时期 ,由于以意识形态、国家安全为核心的东西方对抗 ,文明、文化的力量和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冷战结束后 ,又有人提出“文明冲突论” ,认为现在和今后的世界大的矛盾主要是文化、文明间的冲突。“9·11”事件使更多的人对此进行深入思考。纵观人类发展史 ,文明、文化确实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基本因素或力量之一 ,并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是 ,各种文明、文化之间并不是敌对、对立的 ,文明、文化本身并不注定是冲突的。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宗教复兴和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使媒体和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宗教作用的看法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颠覆性"常常被用来形容宗教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挑战。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虽然日益显著,但其作为各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中的次要因素,既无法撼动国家在当前国际体制中"制定规则"的支配地位,也难以作为"重建"国际关系学的要素。作者最后讨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对中国的影响、宗教作为中国国际形象建构因素以及中国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资源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温和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罗伯特·吉尔平教授访谈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过去近1/4的世纪里,罗伯特·吉尔平教授无疑是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他的一些著作如《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等已被翻译成中文并被我国学界广泛研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篇访谈是在罗伯特·吉尔平教授(RobertGilpin)与代表《国际关系》杂志的肯·布斯(KenBooth)教授、伊安·克拉克(IanClank)教授、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Linklater)教授以及柯林·怀特(ColinWight)博士之间进行的。在这篇访谈中,吉尔平教授不仅就现实主义、观念与外交政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等相关问题做了较为精辟的点评,而且还简要回顾了其自身的学术历程和心得,并适时地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论。这篇访谈原载于英国《国际关系》杂志2005年9月号(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19,No.3,Sept.2005,pp.361-372.),本刊得到了《国际关系》杂志及其出版机构的授权,现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社会性因素的缺失北大核心

本文探讨的是国际关系中社会因素的缺失。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要么忽视了社会性因素的存在 ,要么仍然关注过少。本文首先认可了亚历山大·温特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评 ,即它们没有意识到国家身份、利益和认同的可塑性。其次 ,认为温特只是引入规范和认同这两个变量 ,对阐明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因素是不够的。最后 ,提出在国际关系中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     

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相互启示与融合之道北大核心

本刊于 2 0 0 2年 12月 2 1～ 2 2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 :比较与借鉴”学术研讨会 ,与会者的发言精彩纷呈。我们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发言选登出来以飨读者。需要说明的是 ,所发文字在整理后都经过了各位发言者的确认。     

反思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准时间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再问题化",作者旨在分析目前西方正统的基准时间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以及在接受这套话语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是否还曾存在或使用其他基准时间。通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关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转折点的叙述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首先,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并非一直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近代欧洲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最后,作者所运用的基准时间视角和史学史方法有助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书写在近代中国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并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的有益启发。     

“大辩论”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自我意象建构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辩论"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部分事实以及叙述方式,它大体建构了五次大辩论的学科"正统自我意象"。这一正统自我意象具有概观、简易和快捷的优势,使得学科对外呈现出一种知识整体性和独立性,但是,它也造成了学科历史的一些失实与扭曲、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中心感和知识傲慢、学科历史的碎化感、当下主义的"辉格式的历史"的流行、现实或潜在的学科实践冲突等知识缺陷和学术实践缺陷。基于此,大辩论式的学科历史必须予以修正乃至超越。对于大辩论式学科历史的修正需要反思"虚假的第一次大辩论"、重新发现大辩论所掩盖的其他知识贡献、转变大辩论的"战斗"意象为"辩论与对话并存"的友好意象、借助范式概念建构一个相对连贯的进步的学科历史;对于大辩论式学科历史的超越需要基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及其共同体的命运"的问题意识来展开国际关系思想体系内部的代际知识演进及其彼此间的对话关系,使国际关系学科历史由"理论间的辩论史"走向"问题意识-思想体系的对话史"。     

第七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公告北大核心CSSCISSCI

第七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沦坛”将于2014年11月14-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届论坛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共同发起,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资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察哈尔学会和《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论坛主题为“国际公共产品：变革中的中国与世界”。     

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 ,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 ,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 ,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

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路径上出现了明显接近的趋势。比较政治学形成了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理论路径,国际关系学则发展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支理论流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特征来看,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均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一致性。理论合流趋势给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新的机会。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两学科合流研究的现实问题情境。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研究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亟须两学科的合流研究:一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和平崛起之间的相容性,二是中国的政治学习与国际权力增长的相关性。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之间理论趋近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对社会世界认识本身的无边界性以及这种认识逐渐深入后产生的同一性。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在分立的学科之间实现一种视阈融合。视阈融合的过程就是不同学科间开放对话的过程。     

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

语言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把语言学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为人们深入理解和说明世界政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这一跨学科努力的学术意义和价值,除了有赖于语言视角在经验层面提供更多具有解释力的实证分析之外,还需要人们从理念上对语言视角给予适当的讨论和说明。在纷争繁杂的中外哲学传统里,至少有三种重要的语言观可以作为语言视角的哲学根基。它们是中国先秦时期的语言哲学、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语言视角提出并强调了一组包括话语、文本、互为文本、语境、话语分析在内的基本概念,它们是从事话语政治研究的基本要素。语言视角还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论方面,提出词语与世界政治之间密切联系的基本观点。从哲学基础、基本概念和学术观点方面探讨语言视角,旨在为国际关系学科的话语政治研究搭建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从理念上说明把语言学引入国际关系这一跨学科努力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国际关系中的司法干涉:新干涉时代来临

司法干涉是21世纪前十年中的一种重要法律现象,是人道干涉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抵制之后的产物,分为国家层面的司法干涉和国际司法机构层面的司法干涉两种形式。国家层面的司法干涉主要体现在国家行使普遍刑事管辖和普遍民事管辖两方面;国际司法机构层面的司法干涉则主要体现在国家通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来对发生在他国的犯罪行使管辖方面。随着国际法院2007年针对《灭种罪公约》适用案判决的做出以及澳大利亚诉日本案的出现,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的司法干涉作为一种新形式构成了司法干涉的新发展。司法干涉一方面能促进实现国际正义,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也给现存国际秩序带来了挑战。对于中国而言,司法干涉既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中国有必要认真评估此种法律现象,根据不同司法干涉现象不同合法性特质来确定不同的应对策略。     

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

区域性公共产品概念是对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继承和发展。深化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理论建构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新热点之一。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与地区主义的五阶段说和功能主义的溢出说相融合,为传统的区域合作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公共产品消费中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为选取区域合作的内容设定了较为客观的标准。公共产品的成本-收益分析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较为科学地说明了驱动有关国家开展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此外,公共产品理论中有关外部性的论述还可解决域外大国参与区域合作的难题。     

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对始于1975年以七国集团(G7)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由于传统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失灵,已经运转了十年的二十国集团(G20)从部长级会议正式提升为首脑级会议,并且在两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五次首脑峰会,开创了既有国际机制的先例。在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被正式制度化,并被提升为治理国际金融体系最主要的制度平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发生了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重大转变。此次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变迁的原因在于国际经济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为继,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传统机制的失灵。作为一种新的制度模式,二十国集团适应了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变迁,而且在节约制度建设成本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正因如此,二十国集团取代了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最核心的机制,进而实现了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     

一代巨擘褒与贬

作为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肯尼思·沃尔兹的学术思想影响既深且远,却不像表面上那么容易理解。他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科学改造,单枪匹马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学科的面貌,却又坚决反对科学实证主义。他的理论因其高度简约、针对性强以及拒绝具体预测而备受诟病,沃尔兹却不为所动,绝不放松对科学理论的严苛要求。在明智的利益和谨慎的权力等原则指引下,一位貌似崇尚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却成了现实国际政治中的温和派。     

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

近些年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为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发展了几种重要的因果机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探讨了在行为体偏好给定的条件下,国际制度如何改变了国内行为体在信息、权力和利益分布上的既有均衡状态,从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的结果。如果国内制度具有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作为信号和承诺装置;如果国内制度具有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用来对权力资源进行再分配。但这两种效应往往发生在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强时。当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弱时,国际制度可以作为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工具。     

韩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项初步评估

作者在回顾了韩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和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归纳分析了韩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倾向及特点,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韩国的研究现状、发展、局限以及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争论点:普遍性与特殊性、实证分析层面与规范分析层面以及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论述及探讨,作者指出,韩国国际关系研究通过协调发展传统与科学、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既要坚持探索能够解释韩国特殊现实经验的理论性概念及一贯性分析机制,也要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般理论与韩国特殊经验的关联性。这必将会大大促进"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生产以及完整的知识框架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民国学人的大国追求:知识建构和外交实践——基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文献的分析(1912-1949年)

民国时期的中国在短暂发展中逐步摆脱列强侵蚀,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向世界大国的跨越。其中,知识分子不但在知识建构而且在外交实践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知识建构方面,知识分子主动接引西方知识,并基于中国传统试图形成一个新的国际关系认知框架,缓解外来知识冲击和天下体系崩溃的挫折感,使中国更加从容地面对新世界,塑造了国人特别是精英对国际事务的认知。同时,知识分子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展现了中国对世界的知识责任。在外交实践方面,民国知识分子建立了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培育了大批外交人才,实现了外交现代化,快速融入了国际体系。特别是当国难来临之时,知识分子或利用国际事务专长投入到职业外交中,或利用学识为外交决策提供建言,或利用知识武器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政策辩护。     

中国国际关系学术期刊:回顾与评价

作者对中国国际关系学术期刊进行了回顾和评价。通过对国内六种期刊评价指标的分析,得到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期刊的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且进步明显;二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期刊总体呈现越来越规范的特点。这其中,同行评议审稿等规范化制度的引入对于改善期刊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作者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为例,对其历史演进做了归纳和总结并得出一些结论:内容上,该刊愈来愈关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理论性越来越强;质量上,该刊快速提升的被引半衰期表明所刊发的文章越来越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这些结论支持了该文对中国学术期刊做出的整体判断。通过对国外主要期刊的介绍、对比和借鉴,指出中国期刊在推行规范化的内部管理方面仍有待改进,而影响、束缚甚至决定学术期刊发展的外部体制性因素也亟待理顺和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