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低消费根源探讨及其治理

(一) 当前出现了低消费问题,很值得关注. 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伊始,经济学界异口同声批判和声讨低消费、高积累问题.当时的所谓高积累,其二十年(1958～1978年)平均积累率也不过33%左右,相应的低消费率在67%左右.最后得出的几乎一致的结论认为,适度的或科学合理的积累率为25%左右,而消费率为75%左右.     

叶檀:一味强调投资有失偏颇

<正>投资还是消费?4月6日,林毅夫在博鳌论坛上重申,仍需要靠投资拉动经济,未来20年,每年GDP增长8%的关键就是投资。林毅夫并不孤独,包括张军、朱天等在内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中国现阶段,重点仍然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只不过,后者更谨慎一些,认为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政策,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以平均每年6%～7%的速度再增长20年。     

关于抑制消费基金膨胀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需求膨胀,也就是社会总需求大幅度地超过了社会总供给。当前的需求膨胀,是包括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的“双膨胀”. 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的投资膨胀,都是在紧缩人民消费的基础上出现的. 近年来的投资膨胀,是与消费需求膨胀同时发生的. 两个轮子一齐转,拉动着物价上涨. 这是当前需求膨胀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解读

正近三年来,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的大环境之中,和发达国家经济体比较,我国的增长幅度都是在正常状态之内。但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我国的消费内需还不足。近10年来,我国的投资率由35%上升到40%以上,消费率由62%下降到48%,投资增加,消费下行,消费内需不足。投资快速增加的同时,投资效益明显下降,过去投1块钱产出3块钱,而现在投1块钱只产出1块5。第二个问题是产能过剩。过剩到什么程度?我国35个行业有21个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5%。我国的太阳能产品产量占世界的80%;多晶硅的世界产能是20万吨,我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率回升的必然性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国民收入较大幅度的增长,积累率逐年回升,这一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和一部分人的恐惧心理,本文认为,近几年来积累率回升具有客观必然性。(一) 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是积累率回升的物质基础。倾向性的观点是从经验出发,认为积累率宜在25～30%之间,以30%作为警戒线。近几年来,积累率逐年回升,1984年,1985年两年超过了     

消费基金结构性膨胀与解决途径

消费基金膨胀吗?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总和应等于国民收入使用额。二者所占比例的变化,往往是衡量一国生产与消费是否正常发展的一个标志。自1981年以来,我国积累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消费     

库存积压与被迫积累

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国民收入在使用过程中最终分解为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积累基金由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两部分构成(国家物资储备在统计上属于流动资产积累)。积累率实际上是固定资产积累率与流动资产积累率之和。因此,我们要从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两方面寻找积累率偏高的原因。近几年,很多同志都把我国积累率偏高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这是不够全面的,不利于抓准阻碍我国经济效益提高的主要矛盾。本文对此提出异议,不妥之处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叶檀：一味强调投资有失偏颇

投资还是消费？4月6日,林毅夫在博鳌论坛上重申,仍需要靠投资拉动经济,未来20年,每年GDP增长8%的关键就是投资。林毅夫并不孤独,包括张军、朱天等在内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中国现阶段,重点仍然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只不过,后者更谨慎一些,认为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政策,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以平均每年6%～7%的速度再增长20年。     

我国东西部地区均衡积累路径的模拟与分析

以拉姆齐模型的储蓄内生化分析框架为依据,采用均衡积累率的动态模拟测量公式,通过对数据的重新定义与口径调整,测算出我国东、西部地区均衡积累率的相关参数,模拟出东西部经济增长中的均衡积累路径,并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均衡积累路径进行比较分析.结论为:虽然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西部地区资本积累水平仍处于低水平运行的非均衡增长状态,仍具有低积累水平和低人均资本存量的特征;而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下,其投资冲动带来的资本扩张效应丝毫不亚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效应,积累水平已远高于均衡积累率.     

改革十年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需求膨胀问题分析

1979～1988年的10年改革中,需求膨胀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总量失衡状态的发展显然是由消费需求膨胀和投资需求膨胀共同推动的,且不说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扩张态势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日益增强的条件下必然互相影响、互相转化,投资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总水平的不断上涨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但现在的问题是,实际投资规模与     

加大非国有经济、第三产业、基础产业、中小企业投资力度

“投资应以基础瓶颈、投资效益高和就业弹性大的领域为重点。”这是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在１９９９年投资预测中建议的。课题组认为，由于１９９８、１９９９两年消费需求和出口形势并不乐观，而因企业和机关改革的深化和可能开始的事业单位改革将使就业形势面临...     

论就业式福利保障制度与消费膨胀的内在联系

<正>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就业、福利与保障三位一体的劳动力计划管理制度,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目标只能通过就业方式实现,因此可以称之为就业式福利保障制度。这种制度是传统体制下为谋求高积累速度发展工业化战略所实施的高就业、低工资和高福利政策的直接产物。由于就业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在整个改革中的滞后性,这种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并成为近年来牵引我国消费膨胀的内在机制。本文意在对近年来出现的消费基金膨胀,消费性投资膨胀,消费需求超前和结余购买力的高度扩张同这一制度的内在联系予以分析。     

看当前中国经济热点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最近在一次专题报告中,对我国当前经济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国内不同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前国民经济是否出现了重要转折?这是当今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在经济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重要转折。理由是２０００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８.２%,投资与消费的增长都在１０%以上,出口增长３８%,这表明:１９９４年以来经济增长率增幅逐年下降的情况已经被遏制住了,经济开始回升;投资、消费双启动的措施是见效的;亚洲金融风暴给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结束了。第二种…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80年代的回顾

通货膨胀的正效应:在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下,可降低消费,提高积累;在产生结构和投资结构失衡下,使经济增长相对协调。通货膨胀的负效应:不利于动员社会资金支持生产;不利于资金合理流动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我国80年代的通贷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危害相当严重。表现为扩货币扩张化和投资结构偏差,阻碍了经济增长。     

我国投资膨胀的新特征及其对策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近年的投资膨胀已不同于前,认识其新特征,才能对症下药。一、我国投资膨胀的新特征在传统体制下,投资膨胀、在建投资总规模过大和投资率过高,通常是三位一体的并发症,以致一些同志把三者简单地等同起来,并用这种观念来考察我国现阶段的投资问题。由此得出两种结论:一种是认为近几年投资需求超过投资品供给,投资规模膨胀,必须压缩投资     

经济转型与新的增长动能——2017宏观经济展望与结构性改革

<正>近几年经济增长处在转换期,目前已经非常接近底部,如何来看这个底部?我们看几个指标。从需求侧来讲,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带动的,而高投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主要是三个步伐,基础设施占比大概20%到25%,房地产投资占比25%到30%,制造业投资占比30%以上,这三项合计占中国投资的85%左右,剩下的15%,就是农业或者其他服务业,而在制造业投资中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所以可以简单的说中国高投     

经济波动和双重体制

在1984年第4季度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引发下,我国工业生产在1985年上半年呈“超高速”增长态势,1～6月的工业生产较1984年同期增长了23.2%。在去年春季采取紧缩措施以后,原来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总需求,从7月份开始逐渐得到控制。与此同时,工业生产     

经济周期与经济拐点

若漪: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2%,比过去两年的7.5%的平均增长率高了0.7个百分点,消费、出口、投资呈现出"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有报道称,200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令人兴奋的答卷。宋国青:如果不考虑其他情况的话,这样的差别其实是很小的。所以,不少人对现在的经济情况感到鼓舞,重要的不在于8.2%这个增长率本身,而在于它可能预示了未来更好的情况,成为经济增长率从下降到上升的一个拐点。若漪:那么,今年上半年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否意味着我国长达十年的经济周期开始走出谷底?新一     

通胀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一、我国宏观经济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双失衡 投资、出口和消费三大引擎应共同发挥作用推进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带动,而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极小。     

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正评价贫富差距是否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只看基尼系数。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过去八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获得了10.8%的税前总收入,前10%获得了50.4%,前20%的总收入高达最后20%总收入的16.7倍;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现在可能更高。不过,收入差距扩大未必意味着穷人状况恶化,因为收入并不全部用于消费,而衡量生活状况的恰当指标是消费条件和消费能力。假如一个社会产出的全部消费品中,穷人消费的份额和总量都没有减少,价格相对于可支配收入也没有上涨,穷人的状况就没有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