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下降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引进来"战略的实施使得包括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外资对中国直接投资流入高速增长。然而,在中国加入WTO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本文在对1996-2012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市场需求的持续扩张、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以及投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中国外资政策红利的衰减、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投资国对外投资政策的变化对于不同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影响不尽一致。为进一步吸引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东道国应在继续坚持扩大开放的基础上对外资政策进行适当的微调以及作为投资国的主要发达经济体消除投资保护主义以增进双边投资等,是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互利共赢的重要策略。     

转型期我国外资经济发展趋势研究

中国作为最大的经济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逐渐从生存型阶段转向发展型阶段。在此背景下,多种动态因素对我国外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我国外资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主要分析转型期我国外资经济发展特点、外资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与挑战,最后,为实现新的发展提出相应措施。     

谁偷走了“人民币”

今年以来,央行已经向金融体系注入了逾1.4万亿元的资金,但银行贷款数量没有明显增加。因对经济环境的悲观和教育移民需求,资本流向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那么,钱都去了哪里?二季度我国资本项目不仅从顺差转向逆差,并高达714亿美元,加上境外直接投资386亿美元,二季度资本流出或高达1100亿美元。境内资本正加速流出,外资流入却在减缓。2012年1-7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422.2亿美元,同比增52.8%。实际使用外资666.7亿美元,同比下降3.6%。     

FDI对辽宁产业结构的正负影响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这些外资为辽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对辽宁省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对外资的来源、流向和管理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规划,最大限度地发挥外资的积极作用,限制外资的消极作用,使外资为辽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环境污染是否阻碍了外资结构绿色转型?

基于城市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本文以大气逆温和政府环境治理作为环境污染的工具变量,探讨污染对外资结构绿色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外资流入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倒“U”型关系仅表现在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污染的加重会减少外资的持续流入;污染主要加重了清洁型外资的流出,从而不利于地区外资结构绿色优化调整;人才流失和效率损失是清洁型外资出走的重要原因。政府环境治理在治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不利于地区引资结构绿色转型,环境治理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外资结构的绿色优化调整。     

重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制度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直接影响了外资的流向与流量,因此,在整个外资立法中,有关优惠制度的法律规定,占据着重要位置。自1979年以来,为改善我国投资环境,提高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力,我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曾起到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重估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已成必然。 一、当前投资环境的重大变化 进入到九十年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国际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流动因素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FDI)是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其经济的主要战略,其所带来的“一揽子”创造效益,使之日益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主要资本。本文通过对FDI流向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分析,较为全面的总结了FDI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因素。     

高速增长经济体发展实践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

自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诸多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对于经济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其是经济理论形成的基础。世界经济体制出现变动的同时,新的经济理论也会应运而生。本文就高速增长经济体发展实践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做了深入探究,仅供参考。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二元特征及对策

一、当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二元特征 1.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域二元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步伐明显加快,并已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长期以来国家政策的倾斜,使得外资在我国境内的流向呈现出东部与西部落差较大的不平衡状态.     

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外资流入的影响

针对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可能会减少外资流入这一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明确几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分析并预测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不同来源地、不同投资目的、不同规模、不同产品流向、不同部门和不同行业的外资企业的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     

浙江省利用FDI业绩及贸易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引入FDI业绩指数IND,从FDI相对量角度对浙江省各地市FDI业绩指数的排名情况和特点进行比较。利用PanelData模型,从FDI流入的绝对量和相对量两个方面对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浙江省进出口都具有很高的创造效应和固定效应,且浙东北地区明显大于浙西南,区域差异性较大;FDI流入的相对量对进出口的创造和固定效应均大于FDI流入的绝对量。基于实证分析,提出浙江省应完善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为外资引入奠定良好基础,正确引导外资流向,提高FDI利用效率,加强浙东北地区和浙西南地区的合作,促进浙江省共同发展。     

发展中经济体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包含全球96个经济体10年期间的大型面板数据集,分别包含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两方面的进出口收支总额.研究显示,从发展中经济体内部各地区来看,各洲影响系数各不相同,从而说明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体,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影响区别也很大,通过分析影响较大的经济体,可为我国进一步提高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提供参考.     

金融危机中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研究

近年来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有着一定的影响。广东作为长期吸引和依赖外资的重要地区,在外资进入模式、产业构成等方面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本文运用相关的经济数据,分析金融危机对广东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目前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探讨如何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一步促进外资在省内的产业升级和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巴西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及对我国的启示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西开始重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引导外国直接投资流向重点发展部门,在短时间内建立了新兴工业。巴西政府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强调外资来源多样化,引导外国直接投资投向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工业部门受外资控制程度过高,政府部门对国内市场高度保护。我国应借鉴巴西的经验及教训,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保持谨慎,积极引导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加大引进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鼓励把外资"请进来"的政策,经过二十多年的积极引进外资,我国经济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已经累计吸引外资8975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9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的位置,贸易顺差1775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10000亿美元,全球第一.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出口及地区差异影响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发展,稳居全国前列。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的出口贸易带动作用明显,但对不同地区出口贸易的带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东西两翼地区所带来的边际效应较大,广东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实际利用外资下降,不利于广东省外向型经济的整体均衡发展。为此,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措施,引导外资流向东西两翼与北部山区,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应改善投资环境,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吸引外资。广东省应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推进外资企业转型升级。     

转型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经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之路进行了回顾。广泛存在的市场扭曲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需要外资;财政分权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竞争,为吸引外资创造了内部条件;东南亚地区的对外投资的扩张,以及他们与中国在地理和文化上的特殊联系,为后者吸引外资创造了外部条件。通过丰裕要素与国际分工,外资找到并实现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它对资源流向的引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发展之路——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述评

本文认为,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即IDP理论)及净对外直接投资(NOI)概念是分析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成长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趋势的有用工具.该理论按照人均GDP水平将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道路分为五个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流出水平各不相同,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先负后正,上下波动,但波幅趋小.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模型来分析,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的后期,将向第三阶段转移.     

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外资流人的影响

针对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可能会减少外资流入这一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明确几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分析并预测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不同来源地、不同投资目的、不同规模、不同产品流向、不同部门和不同行业的外资企业的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     

2013年资本将流向何方？

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面临最高领导层换届,权力交接应会在2012年年底或2013年年初完成。最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洲）的增长前景仍相对低迷。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应会看到资本为寻求更高回报而流向新兴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