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助力抑或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如何推进城市绿色创新，是中国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线性加权方法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主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提升，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新投入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更有助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绿色创新提升。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以及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环境宜居、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

基于2005-2017年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宜居、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三者之间关系,结果表明:环境宜居对城市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人力资本在环境宜居促进城市创新上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宜居对城市创新存在单重门槛效应,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应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同时发挥人力资本对创新的中介效应,最终形成环境宜居、人力资本积累和城市创新的良性循环。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创新要素流动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创新要素流动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效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影响，并探究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促进本地绿色创新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起抑制作用。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下，从本地效应看，人才要素流动通过影响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呈“双轨驱动”特征；资本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呈“单轨驱动”特征。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人才和资本要素的空间流动，缓解创新要素的空间错配，进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效率——兼论经济一体化的联合空间效应

基于营商环境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机制分析,以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得出：①从总体看,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着力点,并通过促进创新人才集聚间接提升创新效率,但同时因创新人才集聚的挤出效应引致邻近区域创新效率损失;②分区域看,外围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强于中心城市,但中心城市因创新人才集聚存在创新外溢效应,因此营商环境优化的创新溢出效应更显著;③经济一体化战略放大了营商环境优化的积极作用,尤其表现在京津冀经济圈,即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增强,且创新挤出效应也转为创新溢出效应。鉴于此,提出应通过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差异化设计营商环境考核指标、加强中心城市强强联合等策略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同时,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效率。     

知识作用视角下城市间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质量研究

城市环境规制刻画了地方政府在绿色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作用视角,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测度我国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性对城市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通过城市间知识宽度缩小、知识距离扩大两类中介效应影响本地绿色创新质量;(2)城市间的知识平衡度在邻近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本地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当城市间知识平衡度较高时,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由负转正。由此,获得如下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知识成分变化与知识结构调整,促进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政策协同,同时,不同地方间应深化绿色创新主体合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质量。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中国2006-2020年281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促进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促进作用依旧显著。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开放程度提高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第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市区位异质性与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该政策在沿海省份的城市与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高铁开通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吗?

高铁作为中国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其高效便捷的运输方式对于提升城市经济关联、促进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在系统阐述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创新内在关联逻辑的基础上，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层面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铁开通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不仅会促进本地城市绿色创新，还会影响邻近城市绿色创新。(2)高铁开通不仅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的绝对水平，也提高了其相对水平；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会受到城市规模的调节，城市规模越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越明显。(3)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效作用范围为距离本地城市100～250 km半径内，250 km以外则不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高铁开通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依据。     

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2—2021年我国297个城市面板数据,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绩效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东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低经济水平城市、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大城市相比,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经济水平城市、高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中小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绿色管理创新水平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基于此,提出科学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策略、因地制宜制定城市碳减排方针、着力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碳排放绩效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双碳”目标下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双碳”目标，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方法及面板门槛模型，探析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显著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在作用路径上，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通过低碳产出、低碳政策、绿色消费三条路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基于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的双重门槛效应。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可正向调节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调节作用渐次增强。对此，应培育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新业态、形塑制造业低碳绿色发展新路径、构筑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高技术产业集聚视域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异质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创新效率,进而借助Hansen门槛回归思想,从高技术产业集聚视角,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近十年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拉升迅速,但区域不均衡性明显,尚未形成绿色创新发展的区域间有效联动;(2)从门槛检验来看,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溢出作用显著存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三重门槛效应;(3)从影响机制来看,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当且仅当省域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1.156时,OFDI溢出的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显现,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水平、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政府支持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不显著。     

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财政科技支出与城市创新

在创新引领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呈现出创新竞争发展格局。基于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设立的科技创新目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但创新产出目标约束和创新企业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无显著影响。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通过扩大财政科技支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强度目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发现当创新投入强度目标超过门槛值2.8%时，会抑制城市创新。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在理论阐述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包含专利价值信息的创新指数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质量，估计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还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影响机制的检验表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扩大消费市场规模是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最后，门槛模型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梅特卡夫法则”在城市创新系统中完全适用，并且在充分考虑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的调节下，城市创新系统中数字经济的动态溢出效果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政府创新偏好、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升级

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均对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有显著积极作用。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政府创新偏好在创新资本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两类创新要素流动推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结论对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与中国创新效率

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互联网+”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政府对如何有效发挥研发资助和互联网作用来提高创新效率开展了积极探索。利用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对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且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比对科研机构的效果更强,互联网发展对上述资助效果均呈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当互联网发展跨过一定门槛后,政府研发资助效果均扭转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且政府对企业比对科研机构研发资助效果对应门槛值更低且效果更强。因此,建议加大政府研发资助尤其是对企业的资助力度,并注重对科研机构提供长期稳定研发资助;积极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缩小各地区互联网发展差距;加快推进互联网与创新要素的融合渗透,有效营造政产学研互联互通环境,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效应。     

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 ——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选取我国2015-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在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并依据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异质性进行分组检验。研究发现：①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双重门槛效应，且当政府补贴力度介于0~0.000 5之间时，补贴效果最优；③基于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的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政府补贴仍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抑制作用，但门槛效应差异较大。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2—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探究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长期内,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伴随时间推移,促进作用趋于平缓;不同地区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性。基于此,应当发挥政府引导职能优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推动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凝聚绿色发展合力;优化地区发展要素资源配置,消弭绿色发展鸿沟。     

国家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制度红利与传导机制

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国家改革重任，对激发创新驱动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全面创新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效应不断增强，该结论在工具变量估计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验政策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传导机制实现，其中，结构优化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红利在政府效率和要素市场配置水平较高的试验区表现更显著。因此，应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和创新资源禀赋扩大试验范围，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互促的创新激励体制，持续释放全面创新改革的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