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视角下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领域的路径依赖理论、路径突破理论和区域产业演化路径模型,构建先进制造业发展路径模型,结合TOE理论框架,从组态视角构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收集汇总的27份先进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应用先进制造业发展路径模型,从路径依赖视角探讨组态路径检验结果。研究表明,各维度任意单一前因条件均不能单独促成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关联度和环境适应度在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与其它类型路径相比,突破型组态路径更有可能实现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依赖型组态路径并不能促进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     

动态能力视角下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中 机会开发过程研究

数字经济下,传统制造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机会开发,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现有研究多以结果为导向,较少从过程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本文以公牛集团为案例,从动态能力视角研究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结果表明：渠道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网络效应,提升组织外部环境感知能力,通过资源构造行动,实现机会识别;生产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产销协同效应,提升组织资源获取能力,通过资源激活行动,实现机会利用;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利益共生效应,提升组织价值重构能力,通过资源撬动行为,实现机会迭代。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有助于丰富数字化转型和机会开发相关研究,也为我国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要素协同驱动电商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组态路径研究

随着电商平台数字技术进步,平台数字功能应用成为互补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基于TOE分析框架,以334家电商平台互补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数据支持功能应用、社群支持功能应用、资源拼凑、场景化创新、环境不确定性和创业政策导向6个因素对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是多个前因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影响互补企业高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存在技术驱动政策支撑型、技术驱动不确定性催化型、数据驱动创新型、社群—资源协同型和全维度要素协同型5种类型;互补企业非高创业绩效存在两条组态路径,且与高创业绩效驱动路径具有因果非对称性。结论可深化对平台生态系统的理解,并为电商平台互补企业经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制度环境与创业认知组态如何驱动不同模式创业

创新创业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组态视角，整合管制、认知和规范3个制度环境层面前因条件，以及能力感知、机会识别和失败恐惧3个创业认知层面前因条件，以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中的5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影响不同创业模式的多重并发条件与因果复杂机制、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创业模式差异及创业模式演化路径。研究发现：第一，生存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制度环境缺失的能力驱动型模式、规范制度主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和制度环境缺失的风险承担型模式3种。第二，机会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规范制度缺失的创业认知型模式、规范制度引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认知制度支持的创业认知型模式和管制制度保障的能力机会型模式4种。其中，机会识别是驱动机会型创业的关键条件，管制、认知和规范三维制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推动高机会识别群体选择机会型创业。第三，要素驱动型经济体以生存型创业为主，部分国家推动机会型创业；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同时发展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创新驱动型经济体高度重视机会型创业。在此基础上，构建路径选择—模式演化—经济体转型研究框架，为推动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演化进而向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转型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制度嵌入下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的组态研究

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制度环境、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3个维度6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对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效用,提出并检验关于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社会资本与创新投入间关系以及高创新绩效组态中制度与社会资本要素互动关系的研究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引致高创新投入的“政府‘帮扶之手’×企业‘非政治资本’促研发”和“政府‘残缺之手’×企业‘政商研资本’稳研发”的条件组态,识别引致高创新绩效的“‘亲而不清’制度环境×内外部社会资本协同驱动型”“‘亲清制度’环境×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替代驱动型”和“‘亲清’制度环境×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替代驱动型”的条件组态。研究整合制度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为揭示复杂动态环境下企业创新过程提供解释机制。结论有助于管理者依据所处制度环境,构建获取创新优势的社会关系网络。     

数字化能力、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基于数据安全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化能力，提高市场适应性，增强协同创新效率。此外，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重要资源，其安全性亦会影响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企业绩效视角出发，以动态能力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为基础，采用逐层回归的研究方法，对550家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制造能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数据安全在数字化制造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化服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据安全在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价值共创在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揭示了数字化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及数据安全的调节效应、价值共创的中介效应等机理。     

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为厘清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实现路径,本文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实现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机制分析表明,在创新资源维度,数字化转型在集聚研发资源、促增环保投入的同时,还能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改善其融资能力,从而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在经营状况维度,数字化转型不仅会通过增加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还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优化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潜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在国有企业、清洁型企业以及位于绿色创新分布高端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并为如何引领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科技企业孵化器高孵化绩效因素识别、组态构型与突围路径——基于fsQCA的多因素组态分析

当前,疫情突发、制裁频发及逆全球化问题使外部环境日趋不稳定,科技企业孵化器生存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其在后疫情时代应该如何转型升级,成为学界与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数据挖掘与QCA分析法,探究科技企业孵化器高孵化绩效的关键因素与组态构型,提出后疫情时代科技企业孵化器突围发展的路径选择。结果发现：①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绩效受政策倾斜、科技创新、孵化器规模等外部因素以及资金、人才、技术及关系服务等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②科技企业高孵化绩效存在资源、产业、创新及综合驱动4种组态构型;③科技企业孵化器可转型为资源驱动型孵化器,又可发展为技术驱动型孵化器,也可优化为产业驱动型孵化器,还可升级为综合驱动型孵化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成与企业绩效——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高自身资源和能力水平并借助外部主体力量放大其潜能提供了有效的转型升级思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集成程度具有显著的推动效用;供应链集成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集成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效果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和非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中更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及供应链集成的积极影响在中小型企业中并不显著;供应链集成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间不能发挥中介作用。本文对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和微观基础进行了探索,研究结论对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性的指导建议。     

组态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联动效应分析

在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创新融合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为合理匹配问题与方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NCA必要性检验方法,以29家上市银行(截至2018年底)为样本,根据国资委依据团体标准T/AIITRE 10001—2020《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所确定的数字化转型六大新型能力及其所对应的创新生态要素,探析创新生态要素组态耦合效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及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 主体能力(数字人才)、载体能力(数字渠道)、过程能力(数字组织)、对象能力(数字市场)、合作能力(数字伙伴)、技术能力(数字技术)均不是单独产生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必要条件；(2)存在3条驱动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模式：“渠道+组织”双轮驱动的点轴发展模式、“市场+伙伴”要素聚合的多极网络模式、“人才+技术”双重挖潜的业务极核模式；(3)存在4条驱动商业银行非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路径,根据核心驱动因素将其归纳为“渠道+技术”抑制型和“渠道+伙伴”抑制型两种类型。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组态视角审视商业银行“数字+”转型路径,使用QCA方法“由果溯因”的探究创业生态要素的协同耦合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揭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启发商业银行基于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自身重新定位并基于禀赋优势探索更具生命力和适应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对标和政策建议。     

数字化能否调节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交互效应——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两市668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利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数字化指标,研究数字化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和服务转型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关,随着服务化水平提高,交互效应表现为U型关系;数字技术能够显著促进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发展,使两者交互的U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进一步分析表明,大型民营企业引进数字技术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结论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基于潍柴集团的案例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促使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产物的嵌入,在二者的催化下多端颠覆性创新成为企业转型新常态,而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制造业企业颠覆性创新形成数字化颠覆性创新以把握数字时代契机,打造企业新型竞争优势是可拓展的研究问题。本文以潍柴集团为例,依托于颠覆性创新理论,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对象,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机制以及形成路径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要经历驱动、转型以及多元三个阶段。驱动阶段,企业受内外驱动因素影响,启动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转型阶段,企业以生产模式转变与组织结构演化为行动路径,通过对企业内外的数字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多元阶段,通过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颠覆性创新进行创新外延,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模式,完成颠覆性创新转型。     

数字化转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国际创新网络的创新分工,也影响了企业研发国际化战略的价值布局,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以2006—2021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释放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研发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多元化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中,研发国际化对国有企业、高技术产业样本企业及低创新资源城市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展现出更强的提升效应;环境不确定性、供应链集中度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分析师关注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营造繁荣有序的产业国际协同创新生态,构建具有抗冲击能力、较强韧性的国际创新网络,发挥数字化转型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间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基于陕西省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种形式推动全球发展进入以数据驱动和智能化发展为特征的全新时期，并激发越来越多装备制造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道路。以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要素为主要内容，构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随机选取的28家陕西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TOPSIS评价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不高，转型速度较慢。为此，从加大政府政策引导与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转型人才引培体系以及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4个方面提出加快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建议。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基于fsQCA方法的实证分析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先行先试、探索经验的先进区域,承担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引领重任,如何有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新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难题,探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识别有效的组态路径是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以2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fsQCA方法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条件组态和多元路径。结果表明,高研发创新投入和高创新效率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条件,其中研发创新投入是基础,创新效率是关键;存在两种影响因素条件组态可以产生高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即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协同型和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创新驱动能力支撑型;非高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有4条,均存在创新效率条件要素缺失。最后,从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加强创新要素协同、明确园区产业定位等方面提出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     

创新生态系统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一个组态视角的fsQCA分析

近年来,微创新是创新研究领域的热点,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是相关研究亟需回答的问题。整合创新生态系统3个层面六大要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18个微创新案例为样本,探讨创新生态系统驱动企业微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第一,单个创新生态系统要素并不构成企业高微创新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3条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即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用户驱动型、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与用户参与驱动型,以及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组织学习与领先用户驱动型。此外,非高微创新驱动路径仅有一条,且与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第三,机会识别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微创新的3个组态及非高微创新一个组态中,说明机会识别能力对企业微创新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