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纵向失衡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就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典型特征而言,合理控制财政纵向失衡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此,以财政纵向失衡为切入点,利用2004—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合理区间。研究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随财政纵向失衡水平的变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显著的门槛效应。从全国层面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优财政纵向失衡区间为[0,0.8517],且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当财政纵向失衡程度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财政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向效应显著提高。因此,需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合理控制财政纵向失衡水平,不断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完善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全面调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     

财政体制失衡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吗?

本文首先尝试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发达与欠发达两个地区规模报酬递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与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诠释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其次通过建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考察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效应,发现财政纵向失衡无论是从全国层面抑或分地区均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而财政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则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在这之后,本文通过对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标准化回归估计进一步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传导效应,发现财政纵向失衡通过直接作用渠道显著降低或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而财政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传导效应大小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即发达地区财政横向失衡直接提高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而欠发达地区财政横向失衡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亦可通过对财政纵向失衡的正向激励间接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产生负向抑制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IFDI）、区域创新与财政补贴——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但也会受到地方政府不同政策环境的调节作用。因此,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外资技术溢出、区域创新能力及地方财政科技补贴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中,研究外资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财政科技补贴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I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地方财政科技补贴的水平越高,外商直接投资（IFDI）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越显著,但我国大部分省份未能跨越财政补贴门槛。这一结论为外商直接投资（IFDI）产生溢出效应的条件提供了新思路,对我国各省份制定外资引进政策以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启示。     

房价、创新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系统分析了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与房价影响创新投入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房价上涨的趋势下，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房价水平下的作用机制差异，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以及我国200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创新经费投入与创新人力投入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房价的提高会抑制创新经费投入及创新人力投入的增长，且房价对创新人力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房价的上涨，创新人力投入受到的抑制效果逐步增强。（2）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房价单门槛效应，随着房价门槛的跨越，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3）根据3个门槛值对各省份的房价进行四阶段划分发现，截至2019年，所有省份已经跨越第一门槛值，此时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此外，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已跨越第三门槛值，即房价最大程度抑制了创新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4）分区域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与全国样本的结果大体一致，但东部地区存在明显不同，表现为该地区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地区的房价上涨没有减少创新经费投入的增长，...     

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分析

论文应用汉森的门槛模型,借助我国2006—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分别验证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和二者协同产业不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集聚均对碳排放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碳排放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强—弱—强的特征,而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具有单门槛效应,二者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初期具有正相关关系,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正相关关系逐渐减弱。最后从构建经济—绿色—低碳城市、推行新型城镇化模式和发挥产业集聚碳减排效用三方面提出几条碳减排措施。     

媒体压力、融资约束与工业企业碳排放——绿色发明专利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7年沪深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媒体压力与融资约束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探讨绿色发明专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媒体压力显著抑制企业碳排放,且缓解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碳减排。回归结果还表明,绿色发明专利会削弱媒体压力的碳减排效应,增强融资约束对碳减排的抑制作用,而媒体压力与融资约束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并不存在相互促进或抑制作用。最后,对结论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碳减排效应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污染治理具有积极的作用，是否具有碳减排效应有待验证。以2012—2019年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显著抑制地区碳排放。机制分析表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能抑制地区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工业碳放量越高的地区、碳汇资源不丰富的地区、地方政府重视程度较高的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碳减排效应更显著。拓展性分析表明，碳市场试点能够增强离任审计的碳减排效应；公众的绿色低碳意识越强，越能增强离任审计的碳减排效应。为此，要强化离任审计在工业端的力度；要引导企业践行绿色低碳生产和倡导公众遵循绿色低碳生活与消费，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对碳排放协同共治的良好格局。     

能源援助对受援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亚洲26国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以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能源结构的能源援助对受援国碳排放的影响值得关注。文章以亚洲26国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1992—2013年能源援助是否降低了受援国的碳排放,并对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进行检验。研究表明:(1)能源援助在受援国内产生了有利的碳减排作用,该碳减排作用会随着受援国人均收入的提升而呈下降趋势;(2)贸易开放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会加剧受援国的碳排放,但能源援助有助于降低两者引起的碳排放增长趋势;(3)受援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存在双重碳减排作用,即不仅降低了本国碳排放还有助于加强能源援助的碳减排作用;(4)2013年中国未通过贸易开放水平和技术水平门槛,能源援助对中国的碳减排作用还会随着贸易开放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显著提升而有所加强。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

采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区域内部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显著,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存在阶段性差异;通过测定Moran's I指数值发现,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变动趋势;政府科技支持、人力资本储备和对外开放度均可推动科技创新效率提升。     

高铁网络、城市碳排放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及高铁网络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越高的城市碳减排效应越明显;(2)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3)高铁开通提升了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更显著的提升效果,这表明碳排放可能在高铁网络中发生了转移。     

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此时“倒U型”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科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区域创新绩效

把金融科技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纳入统一框架下,利用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创新效果和创新效率两方面分析其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效果,但对创新效率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金融科技发展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区域创新绩效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同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本区域及周围区域创新效果影响都较为显著,但在创新效率上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只对本区域起到了促进作用,而抑制了邻近地区的创新效率;然而在金融科技应用的调节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区域创新效果和效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因此利用金融科技营造的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充分挖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创新激励效应,对于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财政纵向失衡会抑制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吗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而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此,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从财政纵向失衡这一全新视域探究区域创新效率问题。基于1998—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财政纵向失衡显著抑制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即给区域创新效率带来了损失。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之间的“为增长而竞争”强化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而“为创新而竞争”弱化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改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程度、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完善地方官员的政治考核体系等措施,以适度缩小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引导地方政府由“为增长而竞争”向“为创新而竞争”转变,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畜牧业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于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

厘清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畜牧业碳减排的机理,对畜牧业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2007-2020年31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并揭示中国畜牧业碳排放现状与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全国畜牧业碳排放呈缩减趋势,各省畜牧业碳排放差异显著,整体呈“西高东低”的梯次分布格局。技术进步通过畜牧业碳排放强度改进减少的碳排放可以遏制其通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碳排放的增加,但这一结果具有区域异质性,技术进步对西部地区畜牧业碳排放的“规模效应”大于“强度效应”,因而未能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与减排,进一步探究发现,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的边际效应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而增强。此外,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本地区技术进步增长一个单位,邻区畜牧业碳排放将会降低1.666个百分点。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效应与中介机制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优化区域财政科技支出资源配置模式并提升创新水平。基于2009—2019年我国内地30个省级层面数据研究发现，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受益明显，而东部地区所受影响甚微，西部地区反受其害。企业加强合作研发可正向调节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和后端环节的驱动作用，加强内部研发有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环节发挥驱动作用。但企业合作研发强度并非越高越好，超过一定限度反而不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创新驱动效应，而内部研发要素包括基础设施、人员及开发经费，其投入强度必须高于一定门槛，才能促进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作用。由此，在当前各地创新实践中，随着区域研发强度提升，应适时提升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水平，尤其是中部地区。同时，为有效激发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应，各地应引导企业提升研发强度并优化资源配置。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面临地方财政纵向失衡的现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政关系与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文章立足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在理论上对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但能通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间接正向促进作用,两者的总效应为负;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政府竞争强度及不同财力水平下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困境以及促进社会基本公共品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有形与无形之手能否协同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基于中国275个城市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

基于2012-2020年我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检验空间效应的有效性。研究发现:①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均可提升本地创新水平;②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均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二者存在一定的抵消,财政科技支出在推动本地创新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其它关联地区的创新发展,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发展虽然可激励本地创新,但对其它关联城市的创新发展有一定抑制性;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弱化了财政科技资金的创新效应,即财政科技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二者对城市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替代效应,且替代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提供有益参考。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理分析

对2007—2017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再以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驱动效应,且这种正向驱动具有显著的动态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市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的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最小;市场化程度高的省(区、市)最为显著,市场化程度低的省(区、市)相对较弱。进一步检验发现,财政科技支出主要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抑制产业结构偏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此,我国要进一步健全财政科技投入体系,有效加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同时财政科技支出适度向非国有企业倾斜,有效提升财政科技支出的靶向性。     

政府科技支出如何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的思考

考虑区域创新中政府、企业及市场间的作用,理论分析中国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理,采用30个省区（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2008—2020年面板数据以系统GMM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效应及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和正向滞后效应;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力受到企业创新绩效、市场化程度的单门槛效应影响,存在效力发挥的关键期。研究有助于理清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对政府资金干预区域创新的形式作出思考,提升政府科技支出效率,增强区域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