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国际创新网络的创新分工,也影响了企业研发国际化战略的价值布局,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以2006—2021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释放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研发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多元化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中,研发国际化对国有企业、高技术产业样本企业及低创新资源城市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展现出更强的提升效应;环境不确定性、供应链集中度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分析师关注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营造繁荣有序的产业国际协同创新生态,构建具有抗冲击能力、较强韧性的国际创新网络,发挥数字化转型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间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创新背景下的员工转型：整合框架与研究展望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深刻改变员工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在此过程中员工面临一系列转型压力与挑战。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方法从人的数字化发展入手,提出员工数字化转型这一议题,界定员工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核心要义;其次,梳理员工数字化转型研究发展历程,归纳相关研究情境;再次,深入剖析员工数字化转型文献在不同层面的研究变量、理论基础、核心观点、研究转向;最后,构建员工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转型过程—作用结果”整合框架,从个人和组织层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为转型中的组织、个人把握与利用发展规律提供理论依据,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既有研究为基础,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改变多元化经营的绩效影响。文章采用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二值选择模型、模糊双重差分模型以及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使用传统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对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多元化经营之间具有强大的协同作用。从事实上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的概率,也能够提升企业多元化经营水平。从机理上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预期收益,并且这一效果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最为明显。本研究综合运用资产专用性、范围经济等理论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联动效果,开创了对于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新型研究视角。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经营效率的关系研究

数字化洪流之下,传统企业纷纷按下"转型"加速键,差异化的商业模式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本文利用江苏省制造业2013-2019年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同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有促进作用,且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知而后行?管理层认知与银行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银行业的经营方式和行业竞争格局,也挑战了传统银行的经营和生存,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本文应用有监督与无监督的机器学习的方法,基于202家中国商业银行2010年至2018年的数据,考察了管理层的数字化认知对银行数字化转型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银行管理层对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创新机会的认知,对银行的数字化创新和线下分支机构的调整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第二,银行管理层对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挑战的认知,会削弱机会认知的促进作用;第三,银行管理层对数字化机会的认知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新兴业态挑战更强的市场中具有更强的影响.上述结果说明,在数字化时代,管理层对于新兴技术的积极认知,构成了企业的动态能力,有助于企业在技术变革中的生存和发展.本文应用多种机器学习方法实现了对管理层认知评价的客观测量,此外,本文结论指出了在数字化时代中,企业管理层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作用,对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也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技术投资者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挖掘数字技术投资者文本信息,检验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资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投资者通过优化信息环境、提高管理层决策的治理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数字技术关注度较高地区、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技术投资者更偏向于具有数字化转型基础的企业,体现为“逐顶促进”;且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底层技术运用。因此,需要加强培育数字技术投资新生态,强化数字技术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和资金效应作用机制的发挥,在制定相关政策举措时要关注不同地区特征和公司特征下数字技术投资者促进作用的差异性,以提高数字技术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技术驱动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给企业发展和创新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界呼吁构建新理论解释企业数字创新形成机理。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传统非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匹配技术资源(IT能力)和社会属性资源(组织合法性)实现数字化转型以获取数字创新绩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对275份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IT能力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IT能力和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对IT能力、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调节作用。结论说明传统非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技术投资构建IT能力以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而通过技术资源和具有社会属性的合法性资源匹配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取更多数字红利。     

传统金融可得性、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稳定且充足的外源性融资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9—2020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并将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动因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传统金融可得性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融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是传统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数字金融的发展同样能够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与传统金融是互补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金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数字金融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发挥着锦上添花的效果。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低金融错配、高生产效率和高创新水平的优质企业中,而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则更具普惠性。因此,要在筑牢传统金融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的互补作用,从而协同服务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基于网络溢出的视角

本文使用2006—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在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专利数量、质量和效率);(2)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创新呈现U型曲线作用关系,表明存在正向创新效应的数字化程度“门槛值”;(3)数字化转型通过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和贸易网络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且存在上下游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4)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和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及数字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大。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创新型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从微观层面提高其运营效率,而且能够在宏观层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俨然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本文选择兼具“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双重属性的ESG表现为锚定对象,重点分析其在促进企业有序数字化转型并进而实现创新型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基于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其创新绩效提升,且ESG表现有助于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该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小、治理效率较高以及资源冗余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更利于促进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本研究有助于企业借力数字化转型、强化ESG表现以提升其创新绩效,进而为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兼顾社会责任履行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文章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是否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即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质量上;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突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存在。文章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有益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5-2020年国家级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和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两方面探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进一步地,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呈倒U型;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创新绩效前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为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ESG表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

在我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积极促进企业践行ESG发展理念和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化转型可以正向调节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重度污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靠。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在贯彻ESG发展理念的同时,也要重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促进ESG和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     

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转变

数字化转型可赋予企业创新巨大的新动能,但数字技术种类多、成本高,如何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创新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过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间发挥调节效应。随着调节变量增大,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偏移,同时倒U型曲线逐渐变得平缓。在调节变量突破拐点临界值后,倒U型曲线转变为U型曲线。由此可见,调节变量增大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进而利用调节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如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选取国内外相关文献,应用文献计量工具挖掘和识别了研究重点趋势与热点信息,总结近年来该领域的科研动态与发展趋势。根据定性分析,构成一个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情景-理论基础-前因-行为-后果”（CTABC）知识框架,从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与组织变革相互赋能、企业战略应对数字化、企业数字化效果三个维度提出管理内涵。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