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5～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使得所在城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提高了约2%,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中欧班列”开通主要通过运输时间节约效应、行业内扩散效应以及产品市场地方保护的削弱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中欧班列”开通对周边100千米范围内城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对向欧洲市场出口、非国有以及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地方财政分权、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

本文从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出口进入与退出、出口质量和结构三个层次考察地方财政分权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引入其与集聚经济的交互作用,讨论基层财政权力下放对集聚出口效应的影响。采用2000—2009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应用二值选择模型、断尾回归和Heckman估计等方法进行研究,基本结论如下: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上升,显著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动态地看,促进了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减少了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地方财政分权对于发挥集聚经济的"出口溢出"效应有积极作用,且在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中同样存在;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不利于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时提高了企业出口上游度,使其更接近产业链上游。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外部需求冲击促使企业更多地选择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较低的市场，从而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外部需求冲击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从2000—2006年期间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显著抑制作用转向了2007—2013年期间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显著抑制作用；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出口规模较大企业的出口市场多元化，对出口规模较小企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本文研究对于如何积极应对外部需求冲击以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作用。     

以往经验能否促进中国企业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基于微观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0-2009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海量匹配数据,发现在新的产品-市场组合出口中,超过一半的中国企业在出口一年后便退出市场,同时高达75%的企业出口生存时间不超过3年,充分暴露出中国企业在出口市场退出率高、生存时间短的特点。基于此,本文从以往出口经验角度探寻延长我国企业出口生存时间的途径,结果表明:相同组合和相同产品的出口经验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生存时间,且前者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后者;相同市场出口经验对企业出口生存时间的作用为负,意味着我国企业应遵循以产品为轴心的国际市场扩张战略;基于产品差异性的分组检验发现,以往经验对出口异质性产品企业生存时间的影响更大。     

互联网、产品差异化与企业出口定价

本文将互联网引入垄断竞争模型，纳入产品质量和生产率双重异质性，从微观角度研究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影响。总体上，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具有正向影响。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发现当产品具有同质性时，互联网与出口价格负相关；当产品具有异质性时，互联网与出口价格正相关。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成本节约效应”显著，而对“质量升级效应”的发挥存在门槛值；对低质量样本，互联网的质量升级效应表现显著，这可能与互联网指标的选取有关。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积极影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对国有企业、西部地区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高行业集中度和高产品集中度企业。本文指出，应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提升企业互联网应用水平，以实现我国制造业升级和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外需冲击、农产品“出口转内销”和企业绩效:来自涉农企业的微观证据

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但需求端的挑战亦不容忽视。作为重要的农业主体和出口部门，涉农企业的“出口转内销”决策对消解外需冲击、促进农业升级有着重要意义。识别了外需冲击下涉农企业出口与内销间的替代关系，同时检验了“出口转内销”是否存在产品和企业异质性，并考察了“出口转内销”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涉农企业在外需冲击下存在“出口转内销”行为，1%的出口下降平均会引起0.366%的内销上升；“出口转内销”在不同产品与企业间存在异质性，原料产品和内向产品(如简单产品、面向东部膳食区产品)更容易转内销，而外资企业和小规模企业转型效率高于国有和大规模企业；外需冲击会造成涉农企业经济绩效下滑，但农产品“出口转内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需冲击产生的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构建多产品企业古诺竞争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政策变动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与分布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本文采用面板计数模型与受限因变量模型等方法对理论分析的相关命题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会通过提高固定成本缩小污染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同时增加其核心产品的出口集中度;对于清洁企业而言,环境规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其竞争,从而减少了企业出口产品类别,并使得其出口分布向非核心产品偏移。此外,采用企业层面环境规制指标与不同分位数海关编码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以上结论。     

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衡量方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COMTRADE数据库260种产品2002—2015年的贸易数据,测算了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并将之与Lall(2000)的技术水平分类方法进行对比发现:虽然出口复杂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品的技术水平,但还受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果不剔除出口复杂度与技术水平严重不一致的产品,则可能导致对出口商品结构的测算结果存在偏差。通过产品出口复杂度和技术水平进行对比,选取出口复杂度和传统分类方法下的技术水平双高的产品作为重新定义的"高技术产品",以此衡量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然后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了新方法具有合理性。     

贸易网络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探讨国际贸易网络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首先以2000—2016年跨国双边贸易数据为基础构建国别贸易网络指标体系,衡量一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并由此对接中国企业层面出口数据构建企业出口网络指标,再进一步在引力模型中研究企业贸易网络对出口动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将企业贸易网络指标引入到引力模型后,模型对于企业出口动态的解释力更强。企业当期的一阶、二阶和高阶贸易网络指标提高一个单位,会使得企业—市场下期成功出口的概率分别提升4.86%、4.70%和8.93%,出口额分别增加68.55%、65.25%和128.86%,成功存活的概率分别提升5.97%、5.76%和10.90%。在基准回归中加入扩展地理距离项与控制不同层面固定效应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出口会根据不同层面的目的地网络信息进行调整,网络信息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存在产品异质性。动态分析表明,相较于地理距离,企业贸易网络指标对企业出口动态有着更强的解释力。本文提出了将网络分析方法与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新思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更多表现出全球价值链生产的特征。以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收录的相关国家数据为基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对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嵌入程度越深、价值链越长越有利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除此之外，外国劳动力与资本、汇率等变量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也呈现正相关关系；以人均GDP衡量的市场规模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与预期相反，表现为负相关。根据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做好优势农产品区域规划，积极应对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实施绿色品牌战略，努力提高中国农业科研水平、引导农产品出口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制定农产品出口新战略、建立健全农产品贸易预警机制等对策建议。     

微观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研究:出口临界生产率的视角

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层面交易数据,本文重点考察了出口临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出口临界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出口参与的意愿将显著下降;出口门槛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企业的出口进入概率平均下降0.0068。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出口门槛主要通过出口的广延边际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而对出口的集约边际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另外,与Melitz (2003)的预期相反,出口门槛对企业出口进入与退出决策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的对称性,即出口门槛主要影响企业的出口进入,而对企业的出口退出并无显著性影响。     

海外供应链中心度对出口恢复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出口急剧收缩为背景,基于2006—2014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双边贸易数据,考察企业海外供应链特征对危机后出口恢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海外供应链中心度较高的企业,金融危机后在出口恢复的概率和速度上表现更好,这一结论在替换主要变量、样本和计量模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证实,中心度较高的海外供应链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进口投入要素,从而保障金融危机后企业生产和出口活动的顺利进行;在产品质量差异化程度较低、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以及核心度较低的产品中,海外供应链中心度对出口恢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的海外供应链中心度越高,出口恢复的金额和数量也越多。本文为企业如何充分发挥和利用海外供应链优势,推进外贸供应链畅通和提升出口抗风险能力提供了重要启示。     

劳动力成本、倒逼创新与多产品企业出口动态——质量选择还是效率选择

本文在扩展的Melitz-Ottaviano模型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构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与WITS全球关税数据合并数据库,考察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对多产品企业创新投入选择及其产品出口动态的影响。结果显示:远离技术前沿阶段,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的低效率企业会选择效率而非质量创新策略增强出口竞争力,通过扩展产品范围并分散出口产品集中度来探索出口可能性边界以增加出口量而非抬高价格,从而促进出口销售总额增长;效率水平跨越一定门槛后,准技术前沿企业会选择产品质量创新策略,通过压缩产品范围并提高产品集中度来获取现有产品,特别是核心产品新利润增长点以刺激出口。加快企业效率跨越是现阶段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质量基础支撑。     

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数字产品进口指标,详尽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有效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该促进作用对非出口企业、本土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更为显著;考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更换不同的衡量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本文证实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评估中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出口学习效应再验证——基于产品和市场的二维视角

本文从产品和市场的二维视角,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通过双重差分PSM方法对出口学习效应进行再验证,考察了多产品出口、单产品出口、多市场出口和单市场出口模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出口模式下出口学习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多市场和多产品出口对企业具有生产率提升效应,但在出口当年不明显,出口后第二和第三年生产率有显著改善,这说明企业需要一定时间来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单产品出口和单市场出口企业生产率则没有显著提升。     

比较优势与错位发展相结合的出口战略探析--试论以创新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建立中国出口的一项长期优势

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作为参与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依托着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国内市场的双重优势，与其他国家实现一定程度的错位发展；创新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形成我国出口的一项长期优势，减少贸易摩擦，提高出口效益。     

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分解——基于多产品视角

Melitz(2003)将企业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以往研究中关于二元边际的分解大多基于单产品企业假设,少有文献基于多产品企业假设。本文首次在多产品企业框架下,按照Bernard(2009)的分解方法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进行分解,并分析企业出口动态     

信息化密度与中国企业出口决定:基于产品价值链视角

本文基于产品价值链视角剖析了信息化密度影响企业出口决定的内在机理,并采取世界银行提供的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信息化密度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产品价值链中各环节信息化密度较高的企业也倾向于选择出口,且从边际效应来看:与下游企业或消费者之间以及市场营销和销售过程中较高的信息化密度带来的较大海外市场空间,对企业出口决定的正向边际效应最大;其次是与上游企业或供应商之间和生产过程中的较高信息化密度使得企业克服出口额外成本的能力增强;边际效应最小的是在产品改进上的信息化投入导致的产品多样性和较高的产品质量。分行业估计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企业的信息化密度变量以及边际效应规律与总体样本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频率研究——基于Nbreg计数模型

出口频率研究为保障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基于2000-2006年海关数据库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月度数据,刻画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频率的分布特征,发现大多数企业出口频率较低,且随着出口频率的增加其所占比重迅速递减。进一步采用Nbreg计数模型考察出口频率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目的国需求、不确定性和汇率波动会积极地影响出口频率,而双边距离和经济自由度衡量的运输成本会消极地影响出口频率。同时,出口频率存在所有制、贸易方式、区域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应深挖贸易互补潜力,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提升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通过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来保障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     

外资垂直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估计了外资水平和垂直溢出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改进了既有文献估计外资溢出效应的方法,采用入世前后外资准入政策的变化作为工具变量来检验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贡献主要通过后向溢出效应来实现,即下游外资参与程度提高对上游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上游外资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下游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但仅对高技术和高质量产品成立,即前向溢出效应部分存在;同行业外资参与程度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没有显著影响,即水平溢出效应不存在。以上估计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这些结论为理解外资如何有助于本土企业实现质量竞争优势提供了一些参考,为调整我国FDI引入结构和加强内外资企业间的关联度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