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下的社会组织管理探讨

从社会治理视角看,社会组织作为多元管理格局中的一元,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组织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体制性困境。基于治理理论,社会组织管理应从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均衡发展入手,加强制度建设与环境建设,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使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会建设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缘起、基本内涵与推进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在面临诸多变化和新的问题之下所推出的一个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创新。市域和县域的最大区别在于层级的不同和所能容纳内容的差异。相对于市域的层级和功能,县域治理由于其偏重一县,在治理空间、治理层级和治理资源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城镇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大力推进的形势之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实施正当其时、势在必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底层创新,既需要中央统筹安排也需要各地方依据自身实际和特点进行摸索创新。要大力推进治理政策转型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大力打造省市一级与市域社会治理相互兼容的综合机制,大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多元举措。     

网络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效用

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具有组织与过程整合的特征。网络治理研究应以中间组织理论为基础，并从三维结构扩展到四维框架，来探讨网络治理的生成环境与构建网络治理结构的理论体系。而网络治理的实践，已从关系的效用延伸至战略决策。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社区治理的理论分析及其内涵研究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管理”概念,并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沿用了“社会管理”的概念,但是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将“法治保障”纳入了社会管理格局,提出“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五位一体社会管理体制”。     

志愿服务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现状、困境与对策

志愿服务者通过各种形式共同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建设，推动乡村社会的快速发展。从志愿服务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价值体现和现状入手，分析志愿服务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及原因，针对困境提出以科学统筹乡村社会治理志愿服务资源、完善乡村社会治理志愿服务评价考核制度、规范乡村社会治理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完善乡村社会治理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的对策，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志愿者服务的能力，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快速、有序地发展。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利益格局发生调整,产生一系列矛盾与冲突,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应对这些社会问题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频同振,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社会治理基本问题的理论展示,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基本思路与发展路径,希冀对社会治理的政策与实践有所裨益。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几个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更好的促进社会组织未来发展。     

科技创新驱动社会“智治”:成效、问题与路径

在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社会治理的背景下,用科技创新为社会治理赋能,提高社会"智治"水平,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协同性和有效性,但与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当前在基层智慧化基础设施、数据共建共享机制、信息处置能力、社会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对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引领作用,构建面向未来的社会"智治"体系,提升社会"智治"效能。     

国际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思考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而失灵的现实,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三方之间的现代治理。现代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适度界入市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产权;另一方面要求政府与社会的界限,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治理,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地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并探讨在不同前提下,地方政府治理对于科技创新影响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在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民生服务水平、法治环境状况等方面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要加快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扩大民生服务支出规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最大程度发挥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财产理论与公民社会治理的形成

马克思财产理论认为,财产、效率与自由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推动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人们实体自由的增加；人类社会的三种财产历史形式,是对马克思财产理论的实证,实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现代社会催生的财产形式,对于当下我国建构公民社会具有启示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产生的公民社会,在财产、经济效率与公民权利的内在逻辑中,必然呼唤和催生成熟的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治理理念中实现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和谐社会的建构.     

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

儒家是内圣之学,更是外王之学。诚心、正意、修身,指向齐家、治国、平天下。晚近以来之儒者如现代新儒家,虽有外王的民主指向,究竟侧重发展儒家内圣之学。至其后学,更将儒家化约为"儒学",从"哲学"、"文化"、"教育"等角度探讨儒家,刻意回避儒家之外王面相。这必将导致儒家与现代社会脱节,令其沦为可有可无之点缀。我们相信,今日儒家并未亦也不可能"博物馆化",她必将参与现代中国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此乃儒家之天命所在,亦为中国之天命所系。2011年5月14日至15日,由《开放时代》杂志社和广东信孚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从化举行。此次会议旨在凸显儒家之外王面相,以儒家精神与智慧,参照儒家治理规划之历史实现形态,探究儒家治理现代社会之可能性、技术和制度。与会学者就现代社会转型、宪政实践、普世价值和社会制度建构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对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地位、儒学在当今国内外政治格局下面临的困境及其在未来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肩负的使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儒学资源参与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以下内容根据会议现场录音整理编辑,因时间关系,未经发言者校订。     

略论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系统论述了高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义、内涵及途径。     

社会组织的事中事后监管改革：实践、困境与对策

为适应新时代下"放管服"行政管理改革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双重要求,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系面临着从偏前端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全面监管的改革与转型。通过对江苏Z市的实践分析,发现当前推进社会组织事中事后监管改革中存在着分类监管欠缺、多部门监管标准欠统一、监管方式失衡和社会化监管不足等困境问题,据此提出相应的化解对策。     

治理社会的新胜力量：志愿者服务

志愿者服务是随着社会需求应运而生的。目前我国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而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显出“力不从心”，由此积聚许多的社会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志愿者服务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弥补政府的不足，为社会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所以志愿者服务这些年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     

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下公众参与比较研究

作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国,我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这个问题日益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与重视,提上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事实上,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绝不只是党和政府的事情,就公众而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既关系公众,也需要公众参与。唤起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自觉性,创新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下的机制,培育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下的文化,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客忽视的问题。那么,“公众参与”在二者不同条件下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转化呢？本文对此进行粗浅探讨。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行政体系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和社会体系现代化,社会组织是社会体系的主体,社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熟。社会组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如推进治理决策民主化、公共精神普及化、政府职能社会化、社会秩序组织化、社会道德的内化等。发展社会组织应坚持社会各界联动协作、实施政社分开、完善对社会组织的规制立法、提升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培育民间志愿精神等措施,以推进社会体系现代化和国家体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