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

基于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技术,实证考察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别呈显著“N”型和倒“N”型非线性规律。也即,只有当技术创新资本投入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且技术创新人力投入水平处于适度区间时,才会明显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②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条件约束。在收益质量门槛条件下,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均呈显著“U”型关系,在股权集中度约束下,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分别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倒“N”型、正向“U”型影响;③新常态下,不断加大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力度、持续改善企业收益质量水平、适度提高技术创新人力投入和股权集中度水平,是促进企业做优做强的重要突破口。     

绿色投入能提高企业环境与财务绩效吗？——来自我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面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消耗过度、极端天气频发等环境问题,政府与企业都在寻求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方法。以2016—2020年340家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在补贴政策扶持下绿色投入通过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绿色投入既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还能加快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企业内部创新与外部政策制订两方面给出提高企业双绩效的建议,助推重污染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企业环保负担的弱化机制与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既能促使工业企业增加环保投入,也会加重其财务负担.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弱化环保投入造成的财务负担,是科学处理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关系的关键.本文从源头端政府创新激励与末端产业化环保治理两个维度,讨论企业环保负担的弱化机制及国有企业的异质性,并手动收集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源头端技术创新激励及利用专业企业进行末端产业化环保治理两种机制能够缓解环保投入给企业财务造成的压力,但机制的有效性存在一定条件约束.国有企业的政策工具属性,会弱化源头端创新机制的激励效果.政府为发挥国企的环保示范作用,可能造成国企的末端环保投入过大,降低末端产业化治理的效率.随着更严厉的环保法规出台,地方政府可能给予企业过度的环保激励,进而降低产业化治理的收益.     

技术整合能力、绿色专利质量与企业持续性创新

开放式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如何利用技术整合能力促进企业持续性创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2009-2019年232家高新技术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全面FGLS)探讨技术整合能力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技术整合能力与企业持续性创新呈倒U型关系；技术整合能力与绿色专利质量呈倒U型关系，绿色专利质量在技术整合能力与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倒U型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中心性正向调节技术整合能力与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并未对技术整合能力与绿色专利质量的倒U型关系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为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调整技术整合能力提升绿色专利质量，进而实现持续性创新目标提供理论指导，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较高的实践价值。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特征以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绿色专利类型、企业行业类型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即存在促进效应,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倾向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类型,同时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统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差异化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财政科技支出、财政分权与经济低碳转型

经济低碳转型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首先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08—2019年经济低碳转型程度,发现中国近年来经济低碳转型程度并没有明显提升,呈波动趋势,且地区间差异较大。其次基于理论分析和构建受限因变量面板Tobit模型,就财政科技支出、财政分权对经济低碳转型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支出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低碳转型。财政分权与经济低碳转型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适当的财政分权能够推动地区经济低碳转型,而过度的财政分权则对经济低碳转型产生负面效果。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新能源企业研发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视角

研究阐述了新能源企业研发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技术创新的二维传导机制，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现倒“U”型，对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呈现正“U”型；研发投入对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的影响均呈倒“U”型，并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绩效。研究结论为我国新能源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当前企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传统环境规制政策虽然提升了企业被动性环境治理,但难以调动企业主动性环境行为,而数字经济发展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契机。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多期DID的方法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显示,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了绿色创新水平,而外部监管强度并未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对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强化绿色创新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拓展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不同技术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增长关系中的作用

在绿色浪潮席卷全球背景下，基于2011-2017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将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增长作为中国工业增长的衡量标准，借助EBM模型构建“工业绿色增长指数”以测算分行业绿色增长水平，进而运用GMM两步迭代法检验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过程中，不同创新形式的作用差异。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均有激励作用，但对工艺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都能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但产品创新的贡献更大；两种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略大。这表明，产品创新是工业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实现工业绿色增长的最佳战略选择。研究结论不仅解锁了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中间过程机制，同时也对绿色转型中工业企业如何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选择创新形式具有指导意义。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税制绿色化与企业ESG表现——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

中央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否切实有效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效率。文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下文简称《环境保护税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税制绿色化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法》出台后,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显著提升,表明税制绿色化有助于提高重污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当企业市场价值较低、财务风险较高、资本市场关注较多以及地方财政收入较少时,税制绿色化对重污染企业ESG的提升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税制绿色化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和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实现的。这表明税制绿色化有助于企业从前端和源头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此外,税制绿色化具有溢出效应,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完善公司绿色治理体系。文章研究表明税制绿色化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对于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和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组织冗余、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

为实现“碳中和”与“碳达峰”的目标，我国全面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绿色金融发展迎来巨大发展契机。绿色信贷作为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备受关注。因此，选取20家披露绿色信贷数据的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探讨金融科技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绿色信贷与经营绩效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转变

数字化转型可赋予企业创新巨大的新动能,但数字技术种类多、成本高,如何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创新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过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间发挥调节效应。随着调节变量增大,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偏移,同时倒U型曲线逐渐变得平缓。在调节变量突破拐点临界值后,倒U型曲线转变为U型曲线。由此可见,调节变量增大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进而利用调节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倒U型关系形成机理及其检验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潜力,但是否能持续改善创新绩效目前还存在争议。文章提出一个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理论,认为数字化投入具有信息成本性质,在改善信息不对称缓解创新融资约束同时,也导致企业资源配置产生扭曲,使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利用2006-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显著并稳健;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支持了文章提出的倒U型关系形成机理;民营企业已进入倒U型下降区间,且对创新投入形成实质性挤出,为此建议：建立科学的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加强对创新型特别是民营创新型企业金融支持;通过政绩考核机制减少因地方政府竞争而产生的次生影响。     

绿色产品协同创新中契约形式对供应商创新性的影响——供应商绿色创新资源优先配置的中介及产品复杂性与技术新颖性的调节

激发供应商创新性对供应链协同创新意义重大。从契约治理视角，探讨供应商参与绿色产品协同创新中契约形式对供应商创新性的影响。来自制造业231个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①过程控制型契约与供应商创新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目标激励型契约正向影响供应商创新性；②供应商绿色创新资源优先配置在两种契约形式和供应商创新性间起中介作用；③上述中介作用分别被产品复杂性和技术新颖性调节，二者均正向调节目标激励型契约对供应商创新性的间接作用，技术新颖性负向调节过程控制型契约对供应商创新性的间接作用。     

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多案例分析

通过多案例研究方式，主要从环保费改税后企业税负变化、研发投入、创新成果和专利情况以及污染处理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了环保费改税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了环保费改税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有着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的作用，提升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应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支持；不断扩大污染物征税范围，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更新升级生产设备，提高污染处理技术。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市场型政策工具下的绿色创新效果研究——基于政府绿色采购清单的视角

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环境正向外部性特征，能够积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然而，现实中如何有效解决公司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始终是一大挑战，决策制定者面临着刚性的命令型政策和柔性的市场型政策两种手段的权衡与取舍。本文以作为市场型政策典型工具的政府绿色采购为切入点，通过手工收集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等，从绿色创新角度探究市场型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后，其绿色创新水平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机制分析发现，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有助于公司缓解融资约束，并且激励公司关注环境问题、加大环保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当年获得政府采购合同金额越多、获得政府环境补贴越多，以及关于该公司的绿色新闻报道越多、公司所在地政府对环境关注度越高时，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绿色创新效果越好。拓展性检验发现，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还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同行业以及同城市其他公司的绿色创新。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理解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绿色创新效果提供了重要的微观经验证据，为如何激发公司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