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河北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党的十九大基本国策的视角

[目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新时期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内容。在深入研究河北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状况的基础上探索新形势下两者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以期为新时期促进河北省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文章运用离差系数,通过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指标体系,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对河北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测度。[结果]河北省所辖的11个地市多数都存在人口增长率滞后于土地增长率、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的问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以及土地出让价格歧视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结论]针对河北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的问题,该文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财政和税收制度以及打破土地垄断价格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两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对在新时期推进河北省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欠发达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时期,城镇化是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选择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做为切入点,来探讨安徽省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变规律。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如下研究方法:协调性指数法、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和综合评价法。通过计算得出如下结果:2000~2011年间安徽省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都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且从2007年开始土地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并在2011年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总体上看,安徽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从2000年的极度失调衰退阶段上升到2011年的优质协调发展阶段。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分析

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协调度和质量协调度两方面,分析了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协调状况。结果表明:辽宁省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是失调的。应通过有效途径和措施,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健康城镇化发展研究

针对近年来地方政府过度"土地城镇化"的现象,从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入手,提出了健康城镇化应是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4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对1981～2004年我国的土地城镇化态势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经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指出人口和土地的城镇化都要以经济城镇化为基础,才能实现健康城镇化.     

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

研究目的：分析近20年中国地级行政区及直辖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据此提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优化路径。研究方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研究结果：（1）2000—2019年各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2000—2010年人口城镇化超前于土地城镇化,2010—2019年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高值区集中在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及各省会城市。（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均有所上升,低值区域逐渐减少,高值区域有所增加,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以及各省会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并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 （3）近20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热点、冷点区域基本保持不变,东部地区冷点区域逐渐显现。（4）二元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制度、区位因素、经济增长和交通条件等因素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应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城市空间,制定差异化的地区发展政策,逐渐形成多层级、多中心城镇化格局,以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正向协调持续发展,有效释放城镇化的发展潜力。     

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趋势与问题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会导致城市人口密度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过快的土地城镇化会额外增加城镇用地需求,侵蚀耕地和生态用地,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趋势、问题及原因,并从促进城市中心人口集聚、倡导紧凑式土地开发、优化城市用地结构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湖南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分析

人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对湖南省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现状进行了分析,构建了评价其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并据此评价了湖南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情况,进而对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城镇化总体发展不协调,主要来源于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包括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分别对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宏观发展战略导向对各城镇用地指标分配的影响;内部因素主要为政绩观念因素和投资驱动因素对其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地钱”挂钩政策探析

正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深化多年来,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城镇和村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低、人均用地规模过大、土地利用粗放等问题越来越严重。有关调查统计表明:1990年~2000年,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71倍;2000年~2010年,这一指标上升到1.85倍。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速度之比值在1.12左右是比较合     

城镇化背景下土地与产业协调发展及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协调发展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对两者动态变化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规模方面(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小于产业城镇化,而在发展速度(城镇化增长率)方面,前者却远快于后者;对比2005和2015年,省域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协调性指数由空间分异明显向空间分异弱化转变;产业城镇化对土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土地城镇化对产业城镇化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针对目前土地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之间的非协调状况,应注重将抑制城市空间无序扩张、粗放利用和加快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结合,切实提升城镇化建设质量。     

宁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评价

[目的]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标,分析2006~2015年宁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方法]文章采用熵权法与主成分分析法等2种方法分别求得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各项指标权重,计算两者的均值确定指标的最终权重,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宁夏近10年的耦合协调度并进行评价。[结果]2006~2015年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土地城镇化增速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现出依赖程度先下降,2011年大幅提升后趋于稳定的状态,发展度与协调度小幅度提升;县域尺度分析来看,银川市等协调发展程度良好,对周边地区起到了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然而南部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中低度协调、失调衰退状态,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人口城镇化滞后现象严重,提高人口城镇化率,是宁夏亟待攻克的主要城镇化问题之一。[结论]宁夏人口城镇化滞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演化趋势、区域和规模差异及测度方法比较

研究目的：全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异速发展的演化趋势,区域和规模差异,并比较二者异速发展的测度方法。研究方法：采用城市土地与人口增长率之比、城市人口密度及其变化和异速增长模型测度全国、省域和城市3个层面二者之间增速差异。研究结果：中国自1990年以来土地城镇化持续快于人口城镇化,2006年以后该趋势放缓,2020年该趋势初步扭转。2006—2020年,超过80%的县级及以上城市土地扩张快于人口增长,东北多数城市在城市人口负增长情况下,城市土地仍在扩张。从城市规模来看,大中小城市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程度没有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城市人口密度及其变化是唯一反映土地城镇化连续变化趋势的指标,是监测土地城镇化趋势的首推方法。虽然全国层面土地过快城镇化趋势初步扭转,但各省、各城市差异明显,城市人口密度下降速度超过同期水平的省市是未来政策调控的重点对象。     

城镇化驱动乡村重构的机制分析——以江浙地区为例

基于2011—2019年江浙地区93个县市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及地理遥感等数据,文章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江浙地区城镇化驱动乡村重构的效应,发现城镇化有效驱动了乡村经济重构以及空间重构,但并未显著推动社会重构。机制分析发现：（1）城镇化有力推动了县域乡村人口实现非农就业。人口城镇化在长期中缩小了城乡差距,并提升了乡村居民消费水平与金融素养,有利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生活观念的改变。（2）产业城镇化促进了县域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了乡村产业结构的有序演进。（3）土地城镇化并没有引起土地快速扩张的失衡,相反,土地城镇化显著促进了乡村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的高效化,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促进了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在人口—产业—土地城镇化的综合作用下,江浙地区城乡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乡村进入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重构。未来,要积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     

城镇化发展对中原经济区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

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显著程度。将人口、经济、土地、消费作为城镇化发展的衡量标准,基于2010—2018年的数据对中原经济区30个市区进行面板分析,同时采用熵值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具有极显著的负向影响,消费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影响不大,而土地城镇化没有显著影响。为确保中原经济区粮食安全,应该合理配置资源,培养高素质农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控制土地被城镇大面积占用,引导城镇化均衡发展。     

市场主导下农村城镇化的实现路径探析

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城镇化进程有所加快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在政府主导下屡屡出现的土地城镇化而非人口城镇化等。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应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市场在城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河南省农村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促进辽宁城镇化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辽宁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紧张冲突、城市发展不集约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城镇化发展成为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焦点所在.财政政策应当在创造市场准入、要素流动、建立均等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方面运用合理方式发挥作用,以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山地民族地区城镇化的非均衡性与时空分异研究

本文采用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复合指标测度法和协调发展度模型测度山地民族地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均衡性并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山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度、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持续上升,协调发展类型从严重失调向初级协调优化,三者呈现融合的趋势。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持续存在,2006年以后出现人口城镇化滞后现象。山地民族地区协调发展水平划分为失调衰退、协调过渡和协调发展三个阶段,城镇化发展度持续偏低是协调发展度较低的主要原因。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分布格局与其经济发展格局基本相符。各省区协调发展水平分布比较均衡,但区域阶段性分异明显。     

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动力因素分析

[目的]基于从人口、社会、经济及土地城镇化,分析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程度及动力因素,以期为提高新疆城镇化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文章选取人口、土地、社会、经济等4个方面11个指标,运用综合评分法、协调度模型及线性回归法等方法对新疆各地区城镇化发展时空格局进行分析,运用熵权法确定权重,综合评价法测算新型城镇化水平。[结果](1)新疆市域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差异性,2005~2015年间新疆市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在空间上表现出西部及东北部地区显著变化特征,与此同时,新疆各地区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均有所提升。(2)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受教育程度等对协调度影响较大,而失业率、GDP等因素对新疆城镇化发展影响不显著。[结论]根据新疆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特点,制定差异化策略,为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形势及发展路径探究

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路径和重要战略之一,这也是当前我国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分析传统城镇化发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采取就地城镇化、实行土地整治、推动"四位一体"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及强化农民工住房保障等措施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民本位导向提高城镇化质量

提高城镇化质量,说到底就是改变传统城镇化模式,谋求新型城镇化红利与改革红利的叠加优势.提高城镇化质量首先必须确立正确导向.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简单地说,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其核心是人,关键是农民工市民化,根本目的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但是,多年以来,由于制度约束和发展阶段的限制,我国城镇化的导向存在较大偏差.突出表现为片面追求物质形态的城镇化,而忽视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城镇化走上"化地不化人"的歧路,导致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镇占地快速扩大、城镇数量快速增加、城镇形态快速变化,但农民工问题日益凸显.过去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接近70％,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达到75％,但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不到30％.     

体制机制创新:安徽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创新,目前是理论界和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体制机制创新,对安徽新型城镇化来说最为迫切。近年安徽新型城镇化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居住在城镇,但并未融入城市,在就业、教育、住房等社保和公共服务方面没有享受市民待遇。要提升安徽新型城镇化,就必须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通过创新,不分户籍、学历。"解放人","发展人"。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走出安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