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发展特征及动态演变分析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考察其空间分布和动态演进情况。结果表明：(1)在时序发展上，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2)在空间演变上，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空间不均衡分布，其中，东南区域和西北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显著；(3)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正相关性，且存在显著的“高高—高效型”和“低低—低效型”各自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时空跃迁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如何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基于30个省份案例的NCA与fsQCA分析

高技术产业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外部环境”出发，探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主体、科研资金投入是区域高技术产业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高技术产业高创新绩效组态存在3条驱动路径，即“创新主体—资源投入—特定环境”驱动型、“创新主体—人力资源—协调环境”驱动型、“技术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均衡环境”驱动型；在一定条件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资源投入、创新主体与环境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在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相关领域研究，为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提供路径参考和经验证据。     

数字产业空间集聚影响因素探析

以数据要素为关键生产力的数字经济正成为破除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兴产业，探究数字产业空间分布规律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以我国289个城市数字产业为样本，以数字产业发展的创新需求为切入点，探究影响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结果表明，城市间创新互动水平、城市科技资本投入和科技成果储量对数字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等数字经济细分产业中，各因素发挥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以城市群为尺度的样本显著性水平较经济板块尺度有明显提升，城市群正成为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基于此，从打造开放型创新生态、引入社会资本、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以及引导城市间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等维度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多重效应组合下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市融通创新——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渐成为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提出构建融通创新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上背景，从“融合”“畅通”两个视角剖析融通创新概念与内涵，运用fsQCA方法分析数字经济渗透效应、映射效应、规模效应影响城市融通创新水平的条件组态及实现路径。结果发现：高融通创新水平形成具有6条驱动路径，可划分为3种效应模式，其中，映射效应对6条驱动路径起重要辅助作用；提升城市融通创新水平是一个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因素组合通过殊途同归方式促进城市融通创新水平提升；相较于“涓滴型”城市，“策源型”城市在提高融通创新水平中其资源要素来源更加多样化，要素关联程度更高。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首要前提是推进城市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遵循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判断，构建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将城市治理效能量化并开展评价，提出提高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建议。研究认为：(1)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内部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2)分项看，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变异系数最大，以杭州湾大湾区和沪宁合发展带为代表的区域治理评价最好；(3)生态治理与长三角自然地理特征具有较高一致性，浙江西南区域和安徽南部区域呈现出高值特征。文章认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城市群治理要加强区域协同强化经济协作、加强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加强内部文化价值挖掘与联动开发、强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共建、加强数据共享与跨区域体制机制创新。     

上海数字经济的优势与创新发展研究

上海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借助扎实的产业基础、丰富的科创资源、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体制机制优势，数字产业发展迅速，产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深入，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和数字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数字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不断推进，在长三角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在未来发展中，上海要充分利用国家重大战略，发挥长三角一体化制度优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长三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共治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协同治理的主要实践与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实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战略,数字共治成为提升国内区域协同发展能级、降低交易沟通成本、扩大产业辐射力的重要支撑。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协同发展基础最好的地区,近年来,在依托大数据平台和数字共治手段,助力区域协同方面,开展了广泛和丰富的探索实践。本文拟从城市群协同发展和数字共治理论视角出发,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共治创新实践作了梳理,提炼了包括长三角在内我国城市群数字共治的主要特征,并从进一步畅通城市群数字共治体制机制、构建丰富数字共治生态和工具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政府引导基金与数字产业发展：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以2006—2018年273个城市为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政府引导作用基金对数字产业创新的影响。政府引导基金显著提升了数字产业创新水平，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在机制方面，政府引导基金通过数字人力资本效应和数字物质资本效应间接促进数字产业创新；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政府引导基金提升了ICT企业匮乏型和三四五线城市的数字产业创新水平，但抑制了ICT企业密集型和一二线城市数字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将风险投资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的交乘项引入模型发现，风险投资基金削弱了政府引导基金对数字产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且在ICT企业匮乏型和三四五线城市，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了引导效应，在ICT企业密集型和一二线城市，风险投资基金发挥了引导效应。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对策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结合福州市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建设现状，对比分析表明：福州市数字经济发展存在领域创新能力有待提升、软环境有待优化、投融资渠道有待拓展、可持续发展机制有待探索、平台经济和数据监管有待完善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强化创新发展要素支撑，突破“卡脖子”关键数字技术；培养和吸引数字经济人才，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进程；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探索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建立高效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等对策。     

数字经济何以助力高质量创业？

运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索并验证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机制及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可以有效驱动高质量创业，数字经济扩展了创业信息的渠道，提高了创业者信息获取的速度，为高质量创业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来助力高质量创业，但是在其驱动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需要突破绿色创新的双重门槛；再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助力高质量创业，但是在其驱动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三重门槛；最后，数字经济对周边区域高质量创业水平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会促进当地高质量创业的发展，而且会提高周围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创业水平。据此，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优化数字创业环境，构建绿色创新引领机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绿色格局下高质量创业的实现，探索区域高质量创业的多元发展路径。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以数字经济产业协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是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和应对突发外生冲击的重要支撑,加强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和打造全国经济重要增长极具有重大意义。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一强两核”格局,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基础不断巩固,呈现良好势头。但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群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数字产业化协作体系、产业数字化协同平台、数字技术协同创新、数据要素共建共享机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长江中游城市群应推动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协同、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布局协同、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创新协同和促进数据要素共建共享共通,多措并举,切实提高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智能网联汽车跨国技术合作网络结构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研发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跨国技术合作创新成为各国实现技术突破与引领的战略选择。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二次指派程序模型，以33023项专利为基础，探讨2006—2018年全球智能网联汽车跨国技术合作网络结构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从技术发展萌芽期到成长期，参与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合作的国家数呈快速增长态势，但整体合作网络还不够完整和规范。美国是智能网联汽车跨国技术合作网络的集线器和枢纽，以美国、德国为首的传统科技强国在网络中占据绝对中心地位，网络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块模型结果表明，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合作模式以核心国为中心，由核心国和强半边缘国主导。技术邻近性、社会邻近性、政策强度是智能网联汽车跨国技术合作网络演化的主要驱动力，正向影响跨国技术合作关系演化。地理距离与制度距离在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合作中的作用随时间推移变得不显著。智能网联汽车跨国技术合作网络驱动因素存在发展阶段、区域以及不同政策强度组合的“三维”异质性特征。各国应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研发合作，高度重视相关法规政策设计与实施，以实现国际技术合作创新与突破，推动全球传统汽车产业向智能化转型。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数字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检验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创新可显著驱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且这一作用具有动态递增特征。在资源配置水平较高、融资渠道多元、双创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的驱动效应更为明显。数字创新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产业集聚，间接驱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未来，应加快数字核心技术攻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以着力推进共同富裕。     

核心企业网络能力、创新网络与科创型特色小镇发展——以杭州云栖小镇为例

科创型特色小镇作为我国推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对当地创新创业发挥着重要作用。拥有核心企业主导的创新网络的科创型特色小镇，具有更强的发展动力。因此，探索核心企业网络能力、创新网络与科创型特色小镇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运用案例研究方法，以杭州云栖小镇为例展开研究，结果发现：①创新网络演化阶段可以划分为差距清晰化阶段、提升探索阶段和成熟规范化阶段；②核心企业网络能力对创新网络演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在创新网络演化不同阶段存在差异性；③核心企业网络能力、创新网络和科创型特色小镇产业发展存在协同演化。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是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需重点关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文章研究2011—2020年相关数据，运用投入导向的超效率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值从0.820上升至0.909，整体略有提高，但各城市的城市创新效率差异显著，空间分布呈现“东西均衡”“北高南低”的格局；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1.053，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1.043、1.009、1.009，技术进步指数是促进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从影响因素看，教育经费投入、科技经费投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研究提出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加强资源与信息共享、因地制宜规划发展模式等措施与建议。     

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反思、现实解构与优化策略

数字技术能为治理赋能、为社会赋权、为市场增效已成为共识。随着数字治理深度和广度的逐渐增强、温度和效度的稳步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成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数字治理旨在打破严密的科层制所采用的常规运作模式，通过信息开放、数据共享、组织互动，以扁平化结构处理集权与分权的话语重塑，以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治理流程再造、治理范围扩展、治理效能提升。尽管基层数字治理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仍暴露出一些问题。对此，应加强基层数字治理的标准化建设，通过技术标准化规范数字治理各环节；合理界定权责关系，建立开放、共享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基层政府“元治理”角色，促进社会自主协商沟通机制的形成；以政府为核心、以公众为基础提升基层政府数字素养。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长三角城市群内小城镇产业集聚效率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采用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长三角城市群小城镇产业集聚效率,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同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其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小城镇产业集聚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小城镇产业集聚效率和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有密切联系;(2)小城镇的产业集聚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高—高（H-H）型集聚多集中在江浙沪地区;(3)产业集聚效率较高的小城镇主要呈现组团化聚集格局,空间极化现象明显,上海—杭州成为核密度高值轴线;(4)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空间距离、政府投入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对长三角城市群小城镇产业集聚效率均有显著提升作用,相邻的小城镇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和资源争夺,导致部分因素在提升当地小城镇产业集聚效率时,会挤压邻近地区小城镇的要素资源。基于此,提出区域均衡发展、构建相关机制、推动城市城镇一体化发展、合理分配资源等建议。